红学争论―什么是红学（3） 徐复观的文章发表后，很快便成为香港学界的热门话题，而且不久也就知道王 世禄是徐复观的化名。对此，潘重规没有直接作答，而是由《红楼梦》研究小组的 成员汪立颖，写出了《谁“停留在猜谜的阶段? ”》的文章，副题为《答〈由潘重 规先生红楼梦的发端略论学问的研究态度〉一文的作者》，发表在《明报月刊》1972 年第七十四期。文章一开始即申明： “读完《明报月刊》第七十二期王世禄君的 大文以后，我们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红楼梦》研究小组的同学都深觉讶异，因为作 者既力言研究态度之重要，可是他批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红楼梦》研究小组 导师潘重规先生，却偏偏不根据事实，同时也诬蔑了《红楼梦》研究小组，笔者作 为小组一分子，自然有责任来作一解答。”针对是否“停留在猜谜的阶段”的说法， 汪文列举了《红楼梦》研究小组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公布了1951年胡适写给 臧启芳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了对潘重规的红学观点的看法，以证明并不如徐复观所 说，《红楼梦新解》出来后，“潘先生挨了胡适的一顿骂”。当然也就甲戌本的年 代问题进行了辩说。徐复观同意吴世昌、赵冈的观点，认为甲戌本在时间上反而靠 后，汪文则持潘说，坚持甲戌本最早，前面的《凡例》出自曹雪芹、脂砚以前的石 头或隐名人士之手。汪文在措词上也是颇带情绪色彩的，如说徐文充满了“自欺欺 人的瞽说”、“观念不清”等等。 徐复观立即对汪立颖的反批评做出回答，以《 敬答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汪立颖女士》为题，在《明报月刊》1972年第七十六 期上著文，逐条批驳汪文的指控，情绪愈益激烈。而且还牵及文字以外的活动，包 括约潘重规饮咖啡，请《红楼梦》研究小组成员汪立颖和蒋凤吃水饺等，论争已超 出学术之外。因此蒋凤又起来作答，写《吾师与真理》一文，刊于《明报月刊》第 七十七期。致使赵冈、周策纵不得不出来规劝，对研究《红楼梦》的基本态度给予 正面说明。 赵冈在《红学讨论的几点我见》中写道：“最近几个月似乎来了一股讨论《红 楼梦》的小热潮。我个人认为这是可喜的现象，真理是愈辩愈明。不过我也觉得在 讨论时有几点应该注意之处。”于是提出了四点：一是千万避免使用侮骂的词句； 二是学术讨论没有必要化名；三是一些属于程度性的问题，如《红楼梦》的性质怎 样，不宜定出硬性的是非判断标准；四是不要只限于讨论现有材料，应设法发掘新 材料。周策纵在《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则追溯《红楼梦》研究的历 史，对许多红学家不喜欢反面证据委婉地加以批评，提倡“自讼”式的辩难，要求 “以当下之我攻当下之我”，认为“这样的笔墨官司才不会退化成官司，这样的辩 难才算做抬学术杠”。 mpanel(1); 赵冈和周策纵的文章都发表在《明报月刊》第七十七期上，因此这次论争基本 上是在《明报月刊》上进行的，前后持续半年之久。值得注意的是，潘重规始终没 有直接出面，直到1974年回答陈炳良的批评时陈炳良的《近年的红学述评》一文， 载香港《中华月报》1974年1 月号。，才又旧案重提，说徐复观的文章“并未提出 什么新的问题”，并说：“‘王文’教训我研究态度要诚实，引用材料要正确，他 却沾沾自喜地告诉我说：‘据吴恩裕的《考稗小记》，敦诚死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一月十六日丑时，程伟元刊行《红楼梦》时，敦诚已经死掉约十个月了。’我查吴 著，敦诚是卒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一月十六日丑时，不知王文根据何种秘本。像 这种‘信口开河’的写作，辩论实在是一种浪费。”潘重规：《近年的红学述评商 榷》，载《中华月报》1974年3 月号。毋宁说，这也是一种回答吧。何况，当台湾 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9 月出版潘先生的《红学六十年》一书时，他把徐复观的两篇 文章以及汪立颖、蒋凤和赵冈、周策纵的文章都附录在书后潘重规：《红学六十年 》第158 页至228 页，台北文吏哲出版社1974年9 月初版。，自然也是一种论争的 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