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书签
被误解的俞平伯的“自传说”(2) 作者旅籍,生于金陵,长曾到扬州,终老于北京。他写大观园是综合南北的芳 韶风物,创造出这么一个极乐园。若我们做此愚问,“究竟它在哪里呢? ”则必要 碰到一个软如天鹅绒的钉子。作者微哂道:“在我方寸。”②参见《红楼梦研究参 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8 页至第9 页。 所举虽只三个例证,但俞氏说:“举一以三反,则泛览全书,殆大半已迎刃而 解,不烦我的饶舌了。”② 对考证派的主要红学观念――自传说的批评,俞平伯之后,包括1954年那样的 大规模的批评,直到1974年余英时撰写的三篇论文,有哪一次、哪一篇文章能够说 大大超过俞平伯于 1925 年自己所做的批评? 然而俞平伯犹感意犹未尽,在文章接 近结束时进一步反省道;“《红楼梦》在文坛上,至今尚为一篇不可磨灭的杰构。 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这种奢侈的创造物 是役使一切而不役于一切的,既不能借它来写朝章国故,亦不能借来写自己的生平。 仿佛一个浪荡子,他方且张口向你借钱,你反要叨他的光,岂不好笑。我们之愚, 何以异此。文艺的作者们凭着天赋的才思,学得的技巧及当时犹忿涌着的白热情流 来熔铸一切先天后天的经验,突兀地团凝出崭新的完整。所谓奇变,如是而已。” 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8 页至第9 页。对自传说的检讨,最 后又落到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上,而且字里行间融会着自己的文学创作的经验。 以上是1925年1 月,俞平伯在撰写《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所表达的思想。越 五年,即1930年,他为赵肖甫编的《红楼梦讨论集》一书作序,再次申明自己的主 张:“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红楼梦》原非纯 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以小说为名,作传记其实,悬牛 头,市马脯,既违文例,事又甚难,且亦无所取也。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生平寓焉, 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某通,则凿矣。以之笑 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参见《红楼梦研参考资料选 辑》第二辑,第16页。对自传说的批评又进了一步,且虑及未来的评价,说明已完 全与自传说决裂矣。他说胡适和顾颉刚对待《红楼梦》的态度,与索隐派无根本的 差别,只是方法和途径有所不同,但他自己,却不同于胡、顾二人,所谓“以此评 胡、顾二君或可,若仆则深自惭汗,未敢轻诺也” 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 辑》第二辑,第15页。。意谓,如再有人称他为自传说的拥护者,他绝计不能赞同。 可见,余英时认为直至1953年俞平伯撰写《读红楼梦随笔》,才对自传说进行 深切的反省,在时间断限上是不准确的,大约是他没有看到《红楼梦辨的修正》和 《红楼梦讨论集序》两篇文章所致。因此之故,他所说的俞平伯应该是最有资格发 展红学史上新典范的人,由于自传说的窒碍而没有彰显出来等等余英时:《红楼梦 的两个世界》第17页。,便大可商榷了。实际上,俞平伯的考证是从文本出发的文 学考证,他所代表的是小说批评与文学考证的合流。余英时企望的“新的红学革命 不但在继往的一方面使研究的方向由外驰转为内敛,而且在开来的一方面更可以使 考证工作和文学评论合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28页。,早在二十年 代中期以后,已经在俞平伯身上得到实现。而王国维开创的红学的小说批评,在时 间上既先于考证派又先于索隐派,而且从未断绝,并不是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考 证派红学既兴,王国维的《评论》遂成绝响”。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 29页。这一点,笔者在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崛起与发展一章论述甚详,此处不多赘。 因此,余英时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阐述的孔恩的危机和典 范的观念,在理论上非常精微,用以解释红学三派的产生和发展,也大体上有相吻 合的一面,但有些分析似尚有可议之处。首先,他对不同于索隐和考证的新典范的 建立,所持态度过分消极,认为截止到他撰文之时,以前只有新典范的种子,而没 有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上升到自觉的阶段,对自传说的挑战因而没有受到普遍注意。 可是从前面介绍的俞平伯对自传说的反省和批判来看,在理论和方法上已相当自觉 ;更不要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一方面批评了索隐派的种种猜测,另一方 面对自传说也表示了明确的态度。 mpanel(1);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写道:“至谓《红楼梦》一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 其说本于此书第一回‘竟不如我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一语。信如此说,则唐旦之 《天国喜剧》,可谓无独有偶者矣。然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 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 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参 见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五章“余论”。批驳得简捷、通俗,令人无置辩余地。 鲁迅在谈文学创作的特征时,也曾引静庵先生所举的《水浒》和《三国》的例证。 而且王国维从艺术规律出发,把索隐和考证一例看待,认为都是由于对艺术创作缺 乏正确的认知。他说: 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 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 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 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 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 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

Search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