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红学的终结（1） 索隐派红学的产生，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和时代思潮及文化环境方面的原因，前 面已经谈过了。除此之外，还有中国文学的特性和学术传统方面的原因，从文学研 究的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普遍性，可以说，是红学索隐派存在 的理论前提。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书面语言必须借助于文字方能表达。中国字的特点，是 形、音、义的结合，凭借方块字可以变化出许多花样来。所以《文心雕龙》有“谐 隐”篇犹嫌未足，复又有“隐秀”篇，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讨隐语和复义问题。刘 勰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 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 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又说：“隐者，隐也；遁辞以隐 意，谲譬以指事也。”他还列举春秋战国以来许多婉曲表达和讽喻的例证，说明隐 这种修辞格具有怎样的语言效果。所谓“重旨”、“复义”、“伏采”、“遁辞”， 是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最常见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学重意在言外，讲象外之 象，道理即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探讨隐语和复义时，已经联系到小说， 写道：“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当然刘勰 是用小说作比，证明谐隐这种文体，或谐隐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方法，是不可缺少 的，即“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的意思。但所以拿小说做比，也由于小说这种文学 样式更容易包纳隐语和复义的表现方法。特别是进入成熟期的明清小说，象征和隐 喻已司空见惯，隐象是小说形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研究中出现索隐的方法， 不仅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结果，也是小说创作不断向前发展的一种需要。因此索 隐作为一种研究文学的方法，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成立，应该承认其产生并存在的 理由。 应用索隐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并不始于对《红楼梦》的研究，更不是说只 有《红楼梦》才能用索隐的方法。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即举了 《世说新语》里以“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当“绝妙好辞”的例证，并指出《儒林 外史》的庄绍光即指程绵庄，马纯上即冯粹中，牛布衣即牛草衣等等，连竭力反对 索隐的胡适也是承认的。《金瓶梅》问世后，猜测书中人物系谁之化身，不绝于编 关于《金瓶梅》的影射问题，袁中道的《游居柿录》、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均 有记载，可参阅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第81至第83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版。。只不过对《红楼梦》的索隐更集中也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发展到后来， 形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学索隐派。作者在开卷第一回公开宣称，他已经“将真事隐去” 了，并描写了“甄士隐”其人，还能怪寻根问底者要去索隐一番吗? 何况《红楼梦 》中确有很多谜语，不独研究者，一般读者也想来猜一猜。香菱的判词是：“根并 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甲戌本的批 语在第三句后面注明“拆字法”三字。凤姐的判词是：“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 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其中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句， 脂批也注明用“拆字法”，但究竟作何解释? 研究者意见纷纭，迄无定论。“人木” 自然是一个“休”字，“二令”可以合成一个“冷”字，但“一从”呢? 还有元春 的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 头一句是个时间概念，绝不是随便凑数的，但作者说的是哪一个“二十年”? 尤其 “虎兔相逢”句，似有干支年份的意思，可指的是哪一个年份呢? 实难索解。而元 春的命运又与朝廷有关，自属重要，人们都想猜出这个谜。 mpanel(1); 更可诧异者，是迎春的判词，劈头第一句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在写法上与其他人的判词迥异，不是直接写迎春，而是骂孙绍祖，未免骂得蹊跷， 而且在文字风格上也过于剑拔弩张，显得不够蕴藉。赵同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 为迎春和孙绍祖影射雍正，所以作者的火气才那么大。当然他说得不一定对，但如 此写法，总有特定的原因罢。更不要说书中人物的命名，很多都是谐音取名，如贾 化( 谐假话) 、娇杏( 谐侥幸) 、单聘仁( 谐善骗人) 、卜固修( 谐不顾羞) 、詹 光 (谐沾光) ；地名则有十里街( 谐势利街) 、仁清巷( 谐人情巷) 、湖州( 谐胡 诌) 等等，例子不胜枚举。总之，《红楼梦》中确有隐语、隐事、隐物、隐义，甚 至包含着一些谜语的成分。惟其如此，作者才写出了“谁解其中味”这样的寓意深 长的话，他是怕读者不理解他的苦心。因此运用索隐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与 对象的特征是相吻合的，我们没有理由加以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