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述新 1945年出生。山东滕县人。著有儿童叙事诗《三个小羊倌》、《我们 的团长》等。 我的奶奶 朱述新 我的奶奶是大前年去世的，活了八十多岁。奶奶病重的时候，我因为忙于工作， 没有回故乡看她老人家。当奶奶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哭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 来忍不住嚎陶大哭起来。哭过之后，我痛苦地闭上眼睛。我仿佛清楚地看见奶奶了， 看见她瘦小的身躯，她的一头白发，她永远微笑的慈祥的面容…… 奶奶一辈子不知道受了多少苦，为了我，为了我们。就说我吧，这条命就是奶 奶抢救下来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还乡团”杀气腾腾地来到我们家 乡，抓“抗属”，杀干部，连孩子也不肯放过。母亲去微山湖西找我们的队伍去了。 奶奶带着两岁的我和不足周岁的弟弟，东躲西藏，吃没的吃，住没处住，日子怎么 过呀！隆冬腊月，奶奶抱着我们小兄弟俩，坐在冰冷的破屋里，把讨来的煎饼一口 一口地嚼烂，喂我一口，喂弟弟一口。小弟弟不肯吃，又饿又冻，哭个不住。奶奶 一边一个紧搂着我和小弟，用她的体温暖着我们，她自己也瑟缩发抖。那天夜里， 小弟没气了。奶奶便更紧地把我裹在衣襟里，同时想把小弟冰凉的小身子暖过来…… 她要保住活着的孙子，又要救活死了的孙子！以后，我懂事的时候，就常听奶奶说： “生生把你小弟弟冻死了，饿死了！”说着泪流不止。哪能怨奶奶呢？没有奶奶， 我能活下来吗？我懂。 从那以后，奶奶时刻不离地抱着我，领着我。奶奶的脚裹得很小，但她领着我 走过了那黎明前最黑暗、最寒冷的路。奶奶是坚强的。到后来才知道，正是在那段 岁月里，她最心爱的儿子――我的二叔牺牲了，我的十几岁的三叔被反动派抓去了。 敌人抓三叔的时候，奶奶抱着我追赶着，一路斥骂那些匪徒，引得四面八庄的乡亲 们都来向匪徒要人，吓得他们朝天放枪。不久，我的爷爷也被反动派抓去，折磨了 很久，含恨而逝了。在那兵荒马乱、家破人亡的日子里，奶奶保护着我，哺育着我， 坚强地挺下来，熬过来了。奶奶的心是最软的，可那时候她从未哭过；可谁知道她 吞下了多少悲愤的眼泪啊！ 大军南下的时候，奶奶带着我，日夜在村口看我们队伍向前方进发。她常常看 花了眼，指着队伍对我说：“那个，骑高头大马的，就是你爹！”再一看，不是。 她撩起衣襟擦眼泪。 解放了。家乡的人们都劝奶奶：“该跟你儿子进城享福去了！”奶奶总是摇摇 头。她不愿离开这洒着自己亲人鲜血的故土，也不愿丢下我。一些老人们都说奶奶 “憨”、“没福气”。老人们说：“这江山可有您的份啊！”“那年鬼子进村，把 你绑在石磨上，刺刀压着脖子，您可眼皮也没眨！”“您儿子可当大官了，他知道 您受的那些苦吗？”奶奶听了，什么也不说，只是微笑着，那是多么美好、多么慈 祥和宽厚的笑容啊！ 奶奶是勤劳的，我从来不记得她有闲着的时候。解放初期，军属的土地是由政 府负责，找人“代耕”的。可奶奶总也不让人家帮我们干活。她成天价在地里劳动。 有一次，她去锄地，我去给她送水，见锄过的地上留下奶奶一排排窄小的、深深的 脚印。我心疼极了，跑去抱住奶奶，再也不让她锄了。奶奶却说：“好孩子，庄稼 人哪能不锄地？不种地还能长粮食？”这样朴素的道理，我很快就接受了，并且由 奶奶手把手教会了锄地。 六十年代初，我来北京上大学。奶奶年纪大了，不能种庄稼了，也来北京住在 姑姑家，姑姑和姑父都是工人，奶奶和他们相处得很好。进了城，她老人家还是闲 不住，家里的活总是抢着干。我就读的人民大学离姑姑家很近，有空就跑去看奶奶。 奶奶总要给我下面条吃，削萝卜吃，还给我洗衣服、补袜子。姑姑笑着说：“您把 他惯坏了！”奶奶也笑着说：“哪是惯他呢？我是教他呀！”真的，我后来就学会 自己洗衣服。补袜子了。 奶奶永远都是宽容的、慈爱的。记得有一次，父亲从南方某省城来京开会，来 看了奶奶一次，一会儿就坐小汽车走了。奶奶一直看到小汽车没影了，回来后忽然 又懊悔又担心地说：“看看，也没给他做点吃的，饿着他了吧？”我第一次跟奶奶 发火了：“他是什么人物？能饿着吗？连一块饼干也没给您带哪！”奶奶也是第一 次嗔怪地说我：“瞎说什么？他是你爹！” “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在家乡当生产队长的三叔也成了“走资派”，挨了批 斗，逃到北京避难来了。奶奶说：“你到这里，一个村子谁管？走，我跟你回去！” 说走就走，谁也劝不了。后来听说，奶奶回去后，坐在大门口纳鞋底，“造反派” 们谁也不敢揪三叔。一个愣小子硬要冲进我们家，被他爷爷劈头盖脸狠揍了一顿， 还是奶奶拉开的。后来三叔又带着大家抓起生产来了。村里的“造反派”怎么也闹 腾不起来。 奶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进城来。她晚年在家乡，能干的活都干，能吃的苦都吃， 从不向在“外边”当干部的儿孙要钱。在我们故乡鲁西南平原的黄土地上，奶奶走 完了她一生的路。奶奶，我永远忘不了，您锄地时踩下的那一串串深深的脚印，在 故乡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