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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革命征程 13 联络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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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学界

惠州起义失败后,由于清朝政府的通缉,加之港英当局对孙中山的禁令没有解除,孙中山既无法进入内地,也难以利用香港作为谋划革命的大本营,只好返回日本,等待时机。1900 年11 月,孙中山到横滨,重新过着流亡政治家的生活。

孙中山重返横滨之初,身边只有尤列和郑士良二人。尤列在几年前来此联络华侨,一直侨居在这里,孙中山抵达横滨以后,就和他住在一个寓所里,朝夕相处。郑士良自惠州起义失利解散起义军余部后,也经香港回到横滨,追随在孙中山的左右。兴中会的其他骨干成员,陈少白仍然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杨衢云则不顾清廷追缉的危险,自愿留住在香港,以教书度日。

杨衢云是兴中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也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1901年1月10 日,杨衢云正在香港一所学馆的教室里给学生上课,突然,一位三十多岁的陌主人闯进学馆,走到教室门口,从口袋里摸出手枪,对准杨衢云连开两枪。杨衢云未来得及反应,便中弹仆倒在地下。当学生们冲出教室捉拿凶手时,凶手已经逃走。该杀手名叫陈林,是清廷两广总督德寿花钱雇用他来行刺的。杨衢云被人救起,血流不止,立即送往香港皇家医院,第二天清晨,在医院病逝。

孙中山得知杨衢云被刺身亡,悲痛异常。他召集了横滨的同志,为杨衢云举行追悼会,同时向中国和海外发了讣告。在孙中山的倡议下,不少同志解囊捐款,共得二千余元,转交给杨衢云的亲属,以表达对亡友的哀悼和革命同志遗孤的关怀。杨衢云之死,使孙中山失去了一个政治上的挚友,也使兴中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同年8 月,奉命去香港进行组织联络工作的郑士良,一天晚上去参加友人的宴会,在回寓所的途中,突觉头晕,随即倒地死亡。后来有人说是中风死亡,也有的说是清政府派人在食物中下了毒药所致。

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接连失去了两位忠诚的革命战士,兴中会的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孙中山面对战友凋零,组织涣散。举目回顾,前途茫然的现实,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没有被困难吓倒,决心调整计划,重新布署。

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他与尤列再次讨论了今后的打算。孙中山对尤列说;“针对目前的情况,我们的革命事业要实行两个方面的计划,一是联络学界,一是开导华侨。”这个新策略的确立,对孙中山跳出兴中会的狭小天地,从而在更宽广的背景下思考民主革命的发展和调整组织力量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实,早在1899 年,孙中山便开始和中国留日学生接触、当时正是孙中山与梁启超谋求兴中会与维新派的合作之际。那时,为数不多的留日学生中,一些有志改革、关心政治的青年很乐意与孙中山交往。但那时孙中山并非主动与留学生交往,并且,那些最早与孙中山接触的留日学生,多数是倾向维新改革的有志之士。因此,孙中山没有过多地用心接触留日学生。

孙中山主动与留学青年接触,是从支持创办《开智录》开始的。《开智录》是留日学生用油印出版的旬刊,规模很小。1900 年夏天,孙中山为了支持它出版,曾经捐助印刷费二百元,改用铅字排印,从而扩大了这份刊物的影响。

然而,孙中山真正把接触留日学生作为革命的新策略,则是从1901 年开始的。他最早接触的一批人是1901 年成立的“广东独立协会”成员。他们与孙中山的联系虽然可能出于同乡感情,共同语言多一些,但交流的内容却是主张广东向满清政府宣告独立等政治性问题。孙中山及兴中会的一些会员对这批学生接待热情,对他们的活动也多方予以赞助,后来,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成了具有反清革命理论思想的激进分子。

此后,孙中山与东京留学生也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有过直接与间接的交往。他资助经费支持留学生创办《国民报》;署名赞助章太炎等人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率领横滨华侨数十人去东京赴会;当《湖北学生界》创刊前,该刊的几个发起人都曾得到孙中山的指导。该刊出版后,各省籍的留学生纷纷创办以省区命名的刊物。这些受到孙中山支持的刊物,是当时最激进的宣传阵地,在促进留学生的思想进步与演化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1903 年4 月,沙皇俄国拒绝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新要求,企图永久霸占东北。日本留学生五百余人在东京举行大会,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行。会后,中国留学生们组成了拒俄义勇队,从事军事操练,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清政府害怕留学生闹事,请求日本政府勒令解散东京拒俄义勇队。义勇队便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并在宗旨上将拒俄御侮更改为革命排满。不久,又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一是鼓吹,二是起义,三是暗杀,并分派人员回国到各省策动起义。

但是,留学生的拒俄运动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效。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虽然形式上轰轰烈烈,然而实际上缺乏坚实的领导核心和切实可行的方案。他们在思想上虽然痛恨清政府的卖国行径,也认识到满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但仍然寄希望于政府抗俄。一旦面对清政府的压制和内部队伍的分化,军国民教育会即不知所从,陷于瘫痪,以致留学生运动处于群龙无首的困境。

后来,取而代之的有各省的留学生同乡会。但同乡会的地域观念浓厚,各自为政无法统一。当时的留学生会馆号称管理全体学生,然而它仅仅是一个事务性机构,不具有统率的作用,没有号召力。

这一切,使得中国留日学生虽然已经高呼起“革命不可避免”的口号,但却无法在革命思想指导下形成革命组织,留学生运动实际上出现了人自为战、省自为战的状态。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意识较强的那些留学生唯一能够选择的革命英雄。孙中山则抓住这个时机,在留学生中加强宣传发动工作,与留学生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拒俄运动前,来拜访孙中山的人数不多,可称志同道合的则更少。拒俄运动后,情况完全不同,留日学生来访者络绎不绝。由于从东京到横滨的学生往来频繁,孙中山的寓所里经常是座无虚席。

一天晚上,中国留日学生何香凝和廖仲恺一同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他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

他们早就渴望能见到孙先生,但是一直没有会面的机会。孙中山在聚会上谈到:“中国积弱太甚,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留学生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何香凝与廖仲恺拦住孙中山,有点腼腆地问道:“孙先生,改日我们再登门请教可以吗?”孙中山亲切地说:“欢迎你们来。”并告诉了他的住址。几天以后,何香凝、廖仲恺按地址来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了孙中山。这是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孙中山热情地与他们握手、问好。刚一坐下,话题就从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开始了。

孙中山与他们谈得很融洽,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戊戌政变、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非进行反清革命不行。何香凝、廖仲恺听孙中山说了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非常佩服,十分赞成。

后来,他们又到“下宿屋”去过两次,对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薄之力。孙中山指示他们:“你们可以先在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何香凝、廖仲恺便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的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孙中山在与留学生接触中,除了向他们分析形势,讲述革命道理外,还希望他们参加结社,等待时机。当时私费留学生中有的想学习军事知识,由于清政府禁止他们进入日本军事学校学习而感到失望,便请求孙中山给予帮助。

孙中山向来重视武装斗争,十分支持这些学生的想法。他结交了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在东京的一个练兵场附近秘密创办了革命军事学校,以日野为校长,聘请了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传授军事知识及枪炮火药制造方法,尤其注重散兵战术和以寡敌众的夜袭法。

入校学习的学生共有十四人,入校时,由孙中山主持宣读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的誓词后来成了同盟会十六字纲领。

正是在孙中山的刻意努力下,相当多数的留学生已经在思想上由爱国逐步转向革命,并开始向孙中山靠拢,其中一批思想激进的活跃人物更把孙中山看作革命的前驱。革命思潮在留学生中迅速扩大,进而影响到国内和世界各地。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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