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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总统日记 1993年10月3日(一) 清晨,我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一种不安的感觉彻夜困扰着我。白宫虽说被民 警和特种警察包围着,但它毕竟对莫斯科构成可怕的威胁。 每当我作出某种重大决定,从不再让一些愚蠢的想法所困扰:不妨换一种做法, 或许会有别的结果。这是毫无益处的自寻烦恼。决定一旦作出,就别无选择。只能 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它,尽力干好,干到底。以前一直是这样。例如,我从未因为在 10月中央全会(1987年)上的那次发言懊悔过。不错,我难受过,苦恼过。 但绝没有被动摇折磨过自己:如果我不登上讲台,我的一生会怎样呢?我作决定时, 就如同要往水里跳一样。我不想分析,这是缺点还是优点。 而这一次,似乎在我一生中头一次在脑海里闪现了这样的念头:我究竟做的对 不对?是否还有别的方案,能否换一种做法,我是否用尽了一切可能?……俄罗斯 对没有法纪的状况已感到厌倦。而第一个全民选举的总统却要违反法律,即便这是 不好的、荒谬的,以致使国家陷入崩溃边缘的法律,但这终归还是法律啊。 我把所有的事件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向前理了理,试图弄清楚,我是否 犯有错误…… 9月初。我已作出了决定。对此无人知晓,甚至我周围的工作人员都猜想不到, 我已作出了原则性的选择。这样的议会在俄罗斯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我知道,泄漏情报是不允许的。对于好斗和正在作垂死挣扎的最高苏维埃来说, 总统要解散议会的情报可能成为放到火药桶跟前的火柴。议员们只要能继续执政, 他们将不惜挑起任何流血事件,而且不管多大的牺牲都无法阻止他们。解散议会的 命令首先需要法律上的保证。我接通了维克托・伊柳辛的直接联系电话,请他来一 趟。在我脑子里已想好了下一步行动的方案和命令的大致提纲。 我请伊柳辛上楼到我这儿来。这意味着我即将启动整部机器。现在,业已调整 好的专家班子将着手工作。当维克托・瓦西里那维奇正从2层到3层我这儿来时, 还有一分钟,我还可以把这一切停下来。但我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念头。伊柳辛进 来了,我只用几句话就确切简明地交待了任务,并细心地观察了一下对方。和平时 一样,他显得很平静。似乎他接到的任务是起草一份为明年冬天准备饲料的命令。 他提了几个问题:吸收多少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可以对文件的实质了解到什么程 度?用多长时间起草命令?我回答说:人数要最少,他们分头单独工作,任何人都 不应了解文件的实质,期限是一个星期。他点点头,走了。工作即将开始。 在9月最后的日子里,所有的会晤、谈判、外出视察都要依照即将拟出的命令 由我亲自审定。许多事情早在7、8、9月份就预先作了安排,有些安排我推迟了, 有些事却不能取消,而且我要利用这些早已拟定的措施,更好地为以后的大事作好 准备。如在原定的日程表中,曾计划视察塔曼师和康捷米罗夫斯基师。我早就答应 过帕维尔・格拉乔夫,到他的精锐部队去看看。当着手起草命令之后,这次视察对 我来说就有了新的意义。无论我和战士们谈话时,还是在观看分队出色的军事表演 时,以及演习后和军官们会见时,我都一再向他们指出即将有重要大事发生。并问 他们:“你们将如何行动?你们将采取何种态度?”当然,我不可能明确地对他们 说什么。然而,我已清楚地,可以说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将支持我,不会有背 叛。 一个星期以后,命令已起草完毕。在最后阶段,我批准伊柳辛吸收总统法律助 理尤里・巴图林参与起草文件。我曾怀疑,是否值得这样做。这倒不是因为我不完 全信任他,而是想让尽量少的人承受过重的情报负担,特别是如此重要的情报负担。 据我所知,在计算机里有一个专门的系统,它能够保护机器免受多余的、不需要的 信息的干扰和破坏。人们为什么会产生心绞痛和失眠,就是因为获取了大量的消极 信息的缘故…… 但是,出现了一些重大问题,解决它们需要有专门的法律知识。于是我让尤里 ・巴图林参与此事。他和以前一样,精确而内行地完成了自己那一部分工作。 我这里又产生了与宪法法院及其在颁布命令之后的地位有关的一些问题。当我 第一次向伊柳辛谈及命令的一些要点和与宪法法院有关的问题时,我是这样说明的: 在选举新的联邦会议之前,宪法法院停止开会。此后,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我明白 了,如果我不是禁止宪法法院成员聚会,而是建议它在新的立法机关选举之前不召 开会议,那么,表述就更准确。这样,措词缓和,宪法机关也不会感到难堪,而我 又完全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此后,就凭着法官们的良心作出选择:要么放弃 政治争吵,要么在政治争吵中积极地站到最高苏维埃一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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