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总统日记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是支持率的投票迫使我走出这一步吗？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０日，我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之后，急剧改变了局势。代表 大会因惧怕全民公决，改变了策略并做出让步，通过了代表大会和我之间的协议。 按照协议，议会各派别要提出政府主席的候选人，哪怕提名５０个人也行。我从这 个名单中选出５名提交代表大会，进行“温和的”、支持率的投票。３人获得了多 数票，我可以从中任选一人作为候选人提交代表大会。 “温和的”投票的主意当然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从国际实践中得来的，是法 学家们帮助想出来的。这一手段是非常狡猾的、意想不到的和真正温和的。 不立即把候选人提交表决，而是先在代表中进行民意测验，他们赞成谁？谁是 最受欢迎的？在这些提案中还有哪些差异？ 我还留下一个机动空间，这是最重要的。 ……１２月１０日发言之后，我总算稍稍松了口气。我看见前面有一线希望。 可以做出让步，但不是在把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因为那时这已经不是让步，而 是被枪决二调解委员会做得很出色。但愿用支持率的全民投票也能如此。如果总统 保留选择权，这说明他更有实力，给他一个体体面面地走出绝境的机会。 叙述一下两个月后发生的事。 在后来的代表大会上，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明白了本应当缚住 对方的手脚，明白了盖达尔离职与否，改革是不会停止的，叶利钦也摧不垮。但是， 一切都晚了。在我面前已呈现出希望之光。 因此，其实不是盖达尔或另一位总理之间的选择。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与另一种 斗争策略的选择。在社会还没有彻底弄明白甚至在立宪处于困境的情况下总统依旧 是国家元首的时候，要么立即解散代表大会，要么平静地沿着这条对抗的路线走下 去，让弹簧逐渐松开。我选择了第二种。 议会各派别提出２０个候选人的名字。其中有盖达尔、斯科科夫、切尔诺梅尔 金、卡达尼科夫、舒梅科、彼得罗夫、希扎、特拉夫金等。 共产党派赞成总统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彼得罗夫，但他没有预先通知我这个提名。 也就是说公认的关系伦理再次遭到彻底破坏。 从这个名单中，我选出５个人：斯科科夫、切尔诺梅尔金、盖达尔、卡达尼科 夫和舒梅科。 正如象棋手所言，以后便开始了阵地游戏。进行了投票。结果斯科科夫和切尔 诺梅尔金俩人遥遥领先，得票分别是６３７票和６２１票，盖达尔得４００票，超 过卡达尼科夫１票，名列第三。 我可以把盖达尔作为候选人提交代表大会，但我没有这样做。 我这样推论：如果盖达尔哪怕再多得２０～３０票，他就可以十拿九稳地进入 ３个人选之中，也就不会存在什么问题了，那么我就会提他作候选人，再让他在大 会上发一次言，我们一起努力去说服代表。可是，正如现在所看到的，没有任何机 会。 我把他们３人都叫到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花园大厅，同他们进行了个别谈话。 ……当然先是同盖达尔谈了一会儿。他像平常一样和善地微笑着走进我的房间， 大概他已经明白了一切，预见到我的决定，心情自然也就很不愉快。这次谈话不同 寻常，但我觉得，他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换另一种方式。现在，无论如何代 表大会都不会选举他了，也就是说，只剩一种保留盖达尔的可能，那就是在下次代 表大会前委任他代理总理职务。但是，无论是我还是他，议会都不会让在这里工作。 盖达尔的任何举动都将受到阻挡，改革也可能走进死胡同。我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他对我提出的关于切尔诺梅尔金的问题，瞬间作出了反应，这说明他对这个问 题早有所准备，即对整个谈话预先作了准确的估计。盖达尔说，切尔诺梅尔金会支 持改革，他不会撵走已经组成的政府班子。在他的这些话语中确实带有苦楚的声调。 盖达尔告别后就去对报刊发表了谈话。 后来是同斯科科夫进行的一次艰难谈话。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这样理解形势的：既然他获得了最多的选票，所以他 就比所有的人更有权利成为总理。我对他说，考虑到我们的老关系，我要坦率他说， 清理解我，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当总理。因为您的名字与军事工业综合体有联系。简 言之，我不能。看上去，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一点。他说，“这是您的权利”。 但他的面部表情还是暴露出他的内心活动，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内心深处 十分委屈。看着他真难过。这种谈话，大大地刺激了这个虚荣心很强的人。 最后轮到与切尔诺梅尔金谈话了。 他犹豫地同意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