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总统日记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９日 我离开代表大会，昏昏欲睡地回到别墅。 这种事情大概是我自１９８７年起５年来第一次发生的…… 我认为，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一切都不是巧合……这样的话， 只能去数落我的主要痛点了。 我无法忍受这种人们从四面八方一起打你的公开袭击场面。从人说话的语气、 甚至从他登上讲台的步态中，我意识到这种痛击人的野蛮欲望，这种激怒和鼓动自 己的企图，这种要打人的可怕动机，因此，发言内容已不重要了。 所有这些战斗激情在斗争中，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大 家成帮结伙地殴打并用脚踏一个人时…… 你就真是束手无策了。 事后我才明白，我对这些殴打的病态反应，是我心理创伤的复发，我的心理创 伤是在党的莫斯科市委全会后发生的。当时奉戈尔巴乔夫的命令，我被直接从病床 上拉起来送进会议大厅，他们以党的优良作风践踏了我几个小时。关于这一点，我 已经写过…… １２月９日那天晚上，非常会议之后，我回到别墅并不晚。看到妻子和孩子们 的眼睛，我猛然冲进浴室，锁上门，仰面躺下，闭上双眼。老实说，脑海里思绪万 千，心情不好……非常不好。 亚历山大・瓦西里那维奇・科尔扎科夫把我从这个可怕的状态中强拉出来。他 不知怎么打开了浴室的门，劝我回屋。总之，他是在真心帮助我。 后来，娜依娜像往常一样承担起主要的“打击”……我渐渐地恢复了常态。 家里的人说：应当问问人们――是要你，还是要他们，人民了解得非常清楚… … 突然问我抓住了这些话。政治学家和法学家早就暗示我举行全民公决的思想。 但当时说的是用这种方法去解决代表大会的命运（解散还是不解散）问题。 这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人们想和总统还是代表大会继续生活？那天晚上， 上帝给我最亲爱的人们出了个主意。 我立即请求给我接通伊柳辛。沙赫赖和几位发言稿起草人在夜里参加了工作。 除我之外，还有４个人参加了我的简短发言稿的起草工作。发言的确切思想是，在 这种紧张的时刻，我最需要的正是普通人和从来没有当选过的街道居民的支持。如 果遇到困难，如果出现了极端的情况，我只有从他们那里汲取生活的力量。 有人建议，演说之后立即到莫斯科共青团汽车制造厂或轴承厂视察。我选择了 汽车制造厂。 我睡了两个小时，凌晨之前又删改了一遍发言稿。不用说，它还是有些不流畅。 我还记得是谁介绍我和哈斯布拉托夫认识的。他是最高苏维埃经济改革委员会 主席、跨区域代表团成员谢尔盖：克拉萨夫琴科。 当哈斯布拉托夫走出办公室时，克拉萨夫琴科说了这样几句话：“鲍里斯・尼 古拉那维奇，对这种人要严厉，不能让他单独行事，他就是这种性格。要时刻监视 着，让他跟你走，明白吗？” 事后我想起这些在当时来说令人费解的括，老实说，当时我对那些话并不在意。 那时，哈斯布拉托夫看上去是一个聪明、有文化和温和的人。 最主要的是他温和的性格，哈斯布拉托夫教授身上完全没有我性格中的这种令 人讨厌的粗鲁和许多党务工作者所固有的愚蠢而蛮横无礼的作风。 另一件事发生在佐尔金身上。瓦列里・德米特里那维奇是宪法委员会成员之一， 而且是最不出名、最谦虚的一个。当最高苏维埃选举宪法法院院长的时候，决定提 他作候选人，这是一个使大家绝对满意的最能搞折衷办法的人。 他不左也不右，是一个公正的教授一法学家，也是一个性情温和、为人正直的 知识分子。 ……这些人究竟怎么啦？哪儿来的这种疯狂的权力欲？ 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新的政治时代将他们突然推到上层的话，这些正常的莫斯 科教授们的命运该是什么样子呢？ 看来，每个这种“温和的”人身上都有某种奥秘，他以自己的“温和”、“礼 貌小心谨慎地对待周围的人。 也许他们从童年时代起一直到死都想成为团伙的领袖和魁首。但有人镇压和侮 辱他们。 或许常会有这种感觉：周围的人对同一位怎样的伟人交往估计不足，或完全不 懂。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姑娘们总喜欢更多地注重人的外貌，不善于看 到人的内心深处…… 或许我们没有理解一切均属于常理之中的纯理性心理的潜在内涵？ 可以长久地对此作毫无意义的猜测。我只能说一句：过去的年代使我确信，人 们的知识、接人待物的经验、日常生活中的某种道听途说，在今天的俄罗斯政治中 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些权力阶层的经验，也根本无济于 事！那毕竟是一些苏维埃式的简单关系。这里起作用的是另外一些非常古怪的机制。 也许我能学会猜出它们…… 哈斯布拉托夫－佐尔金二套马车，在俄罗斯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才初次真正 引人注目。 老实说，这是一次有力的意外打击，我企望诉讼审理不要参与政治，而只是客 观地、不带成见地和中立地看待事物。 但是，现实生活并非如此。佐尔金在讲台上出现，这标志着在与试图着手合法 解除总统权力的代表大会关系中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