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政治较量 １９９２年４月举行的俄罗斯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反改革势力急于求成摧垮 我们的“快速前进”政策的尝试，是第一次也是失败了的尝试（这个概括不一定确 切，简单他说，就是这么回事）。 坦率他说，当时我对人民代表大会的看法与现在不一样。确切地表达应是这样： 当时我对它抱有更大的兴趣。在我的记忆中，“全民集会”的场景总是联系着以前 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和我们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引起的浪潮）因为人民代表 大会毕竟是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还没有觉悟到，人民代表大会已开始成长为 发展市政公用事业的政治厨房。 因此，当政府推行改革刚刚度过头３个月就遭到剧烈批评时，我感到一种病态 的痛苦。我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但结论只有一个：对政府表示不满的批判群体已 经形成。盖达尔作为一个没有经验的政治家许诺最近时期会出现稳定，我也只好言 不由衷地作了同样许诺。可是，４月份和５月份我们应当对能源产品放开价格―― 这是继１月份实行自由物价政策之后和第二轮通货膨胀的引子（夏季又掀起了第三 轮），由于第二轮通货膨胀，决然不会有什么稳定出现，这是显然的。这时我们的 心绪倘不是万念俱灰，也是充满忧虑。此时唯一的指望就押在作出许诺，告诉人们 不久就会得到“七国集团”的大宗财政援助。然而我们却受制于一些翻手为云、覆 手为雨的国际大人物。而这种不确定性实在令人担心。 我不想“放弃”对政府的支持，我来到第六次人代会上，我感到必须督促一下 人代会。我的话说得粗了一些，没办法，只能说一针见血的话。 这个做法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我对一些部长的工作表示不满。大会最初几天同各党派人民代表的协商表明， 他们提出的对之不满的名单也是下列几个人：洛普欣、德涅普洛夫、沃洛比约夫、 阿维彦。 我通过布尔布利斯将这份名单转交给盖达尔。我认为召前同政府领导会面还大 早。 盖达尔的班底以极沉重的心情接受了我提出的调整政府班子的建议。他们深信， 他们的后方是稳固的，我看得出，许多人经历了休克。当时我同盖达尔进行了个别 交谈，并告诉他是哪４个部长受到指责。盖达尔召集了紧急的政府会议。显然，在 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关于集体辞职的问题，不过，对于盖达尔的部长们来说，在改革 的最关键的时刻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痛苦的。因此，他们请求同我会晤，提出了紧急 会见的请求。 我知道，从道义上讲我站在他们一边。但是我有我的难处。代表大会准备了一 份评价政府活动的否定性决议。倘若这个决议能出台，就意味着在这一届或者下一 届代表大会上通过宪法紧急修正案。那便是尚未来得及实行的改革的破产。会晤时 我尽力把语调放得平和，非常平和，为了使大家不要把我的决定看作是上级的平庸 的忿怒。但是，这些自负的年轻人把我的平静看作是冷漠和袖手旁观。 结果，第二天盖达尔来到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要求发言，并递交了关于政府成 员集体辞职的请求。 mpanel(1);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盖达尔未同布尔布利斯商量而独立作出的第一个严肃的政 治决定。任何人也没预料到这一手，虽然这一决定十分合乎逻辑、简洁而正常。如 今我却闹不明白了：为什么人民代表们对此项决定如此惊慌？ 说实在的，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没同任何人 协商过的决定。这决定最初很让人惊奇，也令人不愉快。但是，我很快就看出这一 冒险步骤的后果具有一定价值。盖达尔的声明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叶戈尔・ 铁木洛维奇直觉地感到，从本质上讲；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场大型政治戏剧、大 型杂技，在这个场所只有通过出其不意的猛烈攻击方能取胜。 结果是取得了全胜。否决政府的决议提案没有通过。对宪法做了修正，决定授 予总统以补充全权。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改在秋季举行。盖达尔和他的部长们的辞 呈没有被接受。 ……但是，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我自己，作为政府的领导人需要坚决地改变政 府的工作状态，这不仅仅是迫于人民代表的压力。 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之后一个月，我再次谈到上述问题。我召集了内阁会议，在 会上宣布兔除洛普欣的燃料能源部部长的职务。 当时我看到两张面孔：盖达尔脸色发赤、几近鲜红，洛普欣脸色苍白得像一张 白纸，简直让人卒不忍睹。大概，这些年轻的内阁成员认为，我这个不称职的教师 对他们的不顺从进行惩罚，以便杀一儆百。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免除洛普欣的职务 还有某种内在的原因，盖达尔把洛普欣当作攻城槌，向我施加压力，以便在同一时 刻毫无限制地放开能源产品的价格。而我认为，我们不能采用如此残酷的方案。 我们当中孰对孰错，未来的历史学家自有评说。然而，弗拉基米尔・洛普欣苍 白的面孔将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与鲁茨科伊交往已很久，他的那次演讲属于我们交往中的哪个时期呢，大概 属于较晚时期。不过，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这种“独特的”风格之形成却是 由来已久的。这风格便是“不断同人民会晤”，“直言不讳地道出真理，不管这真 理是如何良言逆耳”。 我记得，我的一位助手给我送来一盘录有一个演讲的录音带，任何人也不会在 衣袋里装个录音机，显然这是从电视台转录来的。说得文雅些，电视台就是传播这 些猛烈攻击的工具。 ……您是怎样考虑的呢，那我就对总统说：把您的钱包给我，我留给他３００ ０卢布并问他：喂，怎么样，３０００卢布够活一阵子的？ 就是这类内容。 他们对盖达尔的政策表示原则的不满――这我能理解，想捞点舆论资本的愿望 ――我也能理解，想在公众面前炫耀一下，给自己壮壮胆――这也可以理解。 只是有一点我无法理解――鲁茨科伊为什么要当面赌咒发誓表示自己的永久忠 诚？当一切如此明朗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暗示将有阴谋发生，为什么要暗示有人在 幕后搞鬼？其实，还有速记稿嘛，还有他演讲的录音嘛。 那时，我以为这是一个至今既不懂政治、又不懂经济的军人的真实面目，这种 情况是常有的。 我还不知道这是一种背叛行为。 报界不止一次提及院外活动问题，即某些集团向政府和我本人施加压力的问题。 这些故弄玄虚的文章总是使我如堕五里云雾之中。 我不了解院外活动在西方例如在美国是如何具体进行。我想那里的院外活动会 动用一切手段，从间接收买到新闻攻汗，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这里常说的是：军工综合体、沃尔斯基、国防工厂的厂长们、将军们、党 的机关――某一个秘密的阴谋立即酿成，“阴影里的”外交活动正在开展。 ……实际上，在俄罗斯从事院外活动相当容易。甚至搞掉盖达尔这样的不折腰 的总理也不难。 关键在于我本人――我几十年来都在苏联的经济领域工作。这个领域对我没有 秘密可言。我知道，我们的杂乱无章为何物，我知道我国的大企业和小企业中的全 部实际情况，我知道我国的厂长们、工人们、工程师们的长处和短处。尽管就职业 而言我是搞建筑的（毫无疑问，这在我身上留有某种烙印），但我对重工业、轻工 业状况之了解毕竟不是凭道听途说。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作过深入考察，深知这 一领域的全部运作。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倘若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生产工人来到我面前，以激动 的声音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那维奇，我在“天然气公司”干了４０年，您的洛 普欣在做些什么事呀，那里大事不妙，您看看这数字，大可怕了，到处槁得一团糟 ――在这位老人面前，我心痛欲碎。 为了取得某种平衡，我做了第一个尝试，即想让斯科科夫或者洛博夫“充实” 到政府中去，但盖达尔做然拒绝了。当时我与内阁成员每星期四会面举行每人必到 的正式会议。后来，他们看到年轻的政府的确存在着各种问题与困难，终于被迫接 纳了一些从厂长阶层选出的充满活力的人参加政府工作。 ……在俄罗斯，人们心目中的厂长是什么样的人？凡给人以工作、凡能使家庭 正常生活、凡能把你辞退或者使你升迁的人――那就是厂长。至于说企业有没有实 效，那就不重要了。不管怎么说，具体的厂长决定你的具体的命运。 ……不久以后，通过同国会下设的有关委员会协商，提名格・希扎和弗・舒梅 科参加政府工作。 又过了几个月，接纳了弗・切尔诺梅尔金加入政府工作。 在这些变迁的幕后隐藏着什么呢？ 洛普欣是一位天才的经济学家，是盖达尔政府中最能干的部长之一。但是，由 于他负责领导石油天然气总体工作，而这项工作又牵动着物价改革的全局性政策。 这方面受到任何一点伤害都会使整个国家经济机体感到疼痛。因此我坚决地作出决 定撤换他，派我在乌拉尔时期就认识的切尔诺梅尔金接替他。我已经看到，改革在 全速行进，随着改革的进程出现了全新的经济因素：原料和材料市场，有价证券市 场，俄罗斯的银行和交易所体系重振并呈现活跃气氛，俄罗斯的商业面貌一新。总 而言之，这种景象的确是从未有过的，甚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未有过。 当我明白了上述形势时，我想让新的政策具有更大的保险系数，让它更长寿， 我认为必须起用一个新的、可靠的、意志坚强的人物充实政府。实践的进程表明， 我没有错。切尔诺梅尔金走上角逐场显然是晚了些，但这项任命保证了政府经济政 策在反动势力“猛烈攻击”的条件下的可行性。在下一年年初这种攻击便开始了。 卫生部长和教育部长是另一种情况。他们两位的命运有些相似。 卫生部长沃洛比约夫是同盖达尔一道进入政府的，教育部长德涅普洛夫比他早 上任一年。 两位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成熟，有独到的思维方式，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有声 望的专家。 德涅普洛夫在教育科学院系统中是著名的“叛逆者”，他把自己一派的人集中 到教育部，制定了一整套新俄罗斯学校的理论构想。 沃洛比约夫在卫生领域也准备了一套新的、不同凡响的独特的纲领。但是，如 果说德涅普洛夫由于在上级机关尚听取他的意见时在“；日制度”下还曾经来得及 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贯彻到学校工作的实践中去，那么沃洛比约夫在自己负责的领域 却一筹莫展。谁也摸不着头脑，谁也不愿意仅凭一点点简单道理就去做事――于是 卫生部机关停止了工作。 而卫生事业，众所周知，是个极难领导的部门，无论是直接意义还是间接意义 而言，即从政治角度看，都很难办。刚刚开始在医院就诊办法方面实行某种改革， 而这改革又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时，人们便群情激昂地谈论起自费医疗，人民陷入 了沉思。如果说自费学校尚不普遍的话（虽然同样牵涉到许多人，引起了某些不满， 其实，这种不满没什么道理：不愿意读，就别上这种学校嘛），那么谈及自费医疗， 那就涉及所有的人――正是触犯了这根神经，沃洛比约夫的卫生发展构想成了众矢 之的。人们恰恰是只看到不利一面，而没有看到积极的前景，没看到医院将要富有 起来，医生的收入将会提高。人们也不是平白无故地这样看问题。因为此类改革需 在若干年期间进行，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很可能在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夕就确定了选政府中的什么“靶子”，这种选 择清楚表明，哪些势力参加了议会派别之间的结伙：“公民联盟”瞄准了能源部门 和对外经济部门，共产党人和爱国者集团瞄准了社会领域。这一阶段他们的胃口还 不大大。 教育与卫生的改革决不是为时过早。恰恰相反，条件早就成熟了。但是，这次 的部长任免（其实这只是局部的，不十分重要的事件）还清楚地证明了我们政策中 的薄弱环节：立即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改革是很困难的。 １９９２年年初和年中，各处都在谈论即将到来的罢工浪潮。经济学家们警告， 生产的滑坡将导致大规模失业。议会中反对改革的政治对手们扬言，居民们将经受 不住“天塌地陷式的物价上涨”的打击，走上街头举行“锅底朝天的游行”。这时 又突然出现了可怕的现金缺乏现象。一些地区所有居民一连几个月得不到工资和养 老金。 但是，我们所担心的１９９２年，明显地大声疾呼地提出自己要求的只有两个 阶层的居民――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教师和矿工。 ……说到幼儿园的教师，她们的生活状况真让人法然欲位，即令在莫斯科她们 的工资也低到可笑的程度。仅仅是出于对幼小的孩子们的责任心，这些保育员、幼 儿教师（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姑娘和女士）才没有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幼儿园的 工作人员才没有罢工。倘若幼儿园罢了工，那就会给国民经济中凡有女职工的部门 带来可怕的损失。 中小学教员如果罢工，同样可怕，只不过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 ……不过，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它与所有的领工薪职员的问题相关，而工 薪阶层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从前、现在和将来都占很大比例。物价直线上升，通货 膨胀率上涨使相当一批居民处于绝对的依赖地位，为生存而挣扎，居民们只能指望 我们的正确的社会政策。 尽管在各城市都有部分教师提出自己的要求，应当指出，这些教师并没有采用 公开的对抗行动。这大概是由于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具有天生的谨慎与保守性吧。 我们制定了一份各行各业工薪人员的统一的工资表，也为教师制定了行业工资 表。调资体系是很复杂的。工资是增加了，但据说提高最低工资的做法不够灵活， 也不如我们设想的那样立刻见效。这样一调整，整个工资表就有所“跳动”。我希 望，我们都能活到稳定时期的到来。 下面谈谈矿工。大家都知道，叶利钦与矿工们有着“特殊的关系”。诚然，现 在顿巴斯的事由克拉夫丘克操心了。但是，沃尔库特和库兹巴斯归我管，我以前常 到那里去，以后也还会常去。从这些地方不止一次地传来对我发出的强烈要求，同 样，这些地方常常给我以支持。 其实，矿工们提出要求，决不像哈斯布拉托夫描绘的那样，是由于什么盖达尔 只顾改革大业而忽略了矿工们的经济“小业”等等。矿工们还没到饿肚子的地步。 他们并不反对改革。但是，他们奋起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坚持主张他们从事这种 劳动，就应当从总利润中得到应得的那部分。当时，在煤矿这类企业我们还没有明 确的效益分成机制。我们旷日持久地进行着艰难的谈判…… 应当说， １９９２年春季和夏季， 全国上上下下都能听到一个时髦字眼―― “停转”。因为缺煤，铁路停转了，车间停转了，运输业停转了――在这种情况下 尤里・斯科科夫在同矿工们的谈判中表现了非凡的果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