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物与主张 不可思议的事终于发生了。对此，在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日前连我自己都难以 置信。一些居心险恶的人纷纷传言，说什么“叶利钦”的新俄罗斯取代了苏联在国 际政治中的地位，并继承了苏联始于１９１７年的戏剧性的全部历史。至于俄罗斯 帝国的遗产就更不用说了，这种遗产我们也非常明显地感受得到。 当一些西方国家领袖最初相继打来电话时，我还未能彻底认清所发生变化的意 义。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日，叛乱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无从评估。 在我们国内一片混乱、毫无法制和政治秩序的情况下，最先使我感到震惊的是 西方政治家们的明确反应。 他们确实都是瞬间判明情势的。要知道，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要比纳扎尔巴耶 夫或者克拉夫丘克困难得多。这两个人正在小心谨慎地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谈判， 而对我的连声感叹只能惶恐而惭愧地回答说：“我们这里暂时一切平静，我们马上 就会作出决定。” 当然，把西方领袖的反应与“我们的”原共和国领袖的反应做比较，是不太得 当的。一方只不过是表示自己的意见并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而另一方却处在苏联坦 克的瞄准器下。 那么，是谁给我打了电话呢？ 英国首相约翰・梅杰。他第一个打来电话，表示支持民主俄罗斯，并确信这一 切必将有一个好的结局。英国人证实了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道义权威。 在整个战后时代，“美苏轴心”一直支撑着世界地缘政治的平衡。对于美国人 来说，戈尔巴乔夫依旧是我国的头号政治家。那么，如果他确实有病在身呢？如果 是他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也就是说他支持自己的那套班子呢？如果叶利钦只 是“片刻为王”，而局势又瞬息万变呢？到那时，道义归道义，而他们却不得不与 原戈尔巴乔夫分子，比如说，与亚纳耶夫打交道了；美国总统不能，也没有权力不 考虑这些方方面面。但是，乔治・布什并未简单地打个电话了事，他立即开始组织 国际社会声援俄罗斯，并与北约国家首脑会谈，发表政治声明，等等。布什先生毫 无疑问地表现出他首先是一位有道德的政治家。 乔治・布什年岁比我大。他是上过战场这一代人的代表。对我而言，他在人道 上的支持是极其重要的。 赫尔穆特・科尔。他那天到很远的山里狩猎去了。很多人都说我跟他在外表上 很相像，都是大块头，在生活习惯和对生活的看法以及在行为风度方面也有相似之 处。我对他始终有一种特殊的好感。 尽管有许多困难，赫尔穆特・科尔还是跟我取得了联系。现在我也这样想：无 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便是坦克已在莫斯科开始射击，他也会这样做。 ……布什曾谈到过坦克，他说：“只要您挣脱坦克的包围，这就是彻底的胜利， 俄罗斯将为自己铺平通往文明国家共同体的道路。” 打来电话的还有意大利总理，西班牙首相和法国总理，以及阿根廷、日本和加 拿大的领导人。我衷心感谢他们所做的Ｌ切。表示声援不是进行某种持久的长期政 治运动，而是在一瞬间，在几分钟内应当立即决定的事。 西方国家未坐山观虎斗，大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意料之外。当天晚上，他 们在记者招待会上便含糊不清他说什么“过早的反应”“干涉内政”等。 事后，也就是现在，我才明白西方国家反应如此之快和如此一致的原因。第一， 西方的分析家们对叛乱早已做出“测算”，对他们来讲，发生叛乱并不感到意外。 而我们国内却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念头本身看来似乎是荒唐的，因为旁观者清嘛。 还有，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不明（不过，我想西方情报人员对他在屈指可数的几 个小时的情况还是清楚的），叛乱尽管看起来挺可怕，但是太滑稽可笑，太草率， 我说过，在对自封为苏联领导的信任问题上摇摆不定是很愚蠢的。 这是对待俄罗斯的新国际政策的序幕。 我想起在戴维营发生的一件往事。那次出席谈判的都是美国当局的高层人物： 总统、国务卿、安全顾问等，大约４一５个人。在谈判大厅的一角放着一张小桌子， 上面摆着果汁和咖啡壶。我注意到，贝克先生看起来就像在家里似的，穿着一条紧 身裤，上披一件胳膊时上打着皮补丁的上衣，记得好像是切尼对他说：“杰米，请 给我倒杯果汁。”“杰米”就给自己和他各倒了一杯果汁。这一切非常自然，毫不 拘束，既不做作，又不夸张。 要在我们这儿，长官们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靠背椅上，一名身穿永不改变的晚礼 服、扎着蝴蝶式领结的年轻人就会哈着腰用托盘把果汁送到他们面前。 我当时就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的，这是因为他们是绝对独立的人。也 包括对总统保持绝对独立，他们是为信念、为事业而工作。 我们目前还过分依赖权力，依赖权力给我们提供的别墅、汽车、“直升机”和 装甲门，离开这种依赖，将寸步难行。 那么，严格他说，叶利钦总统本人依赖什么，或者说依赖谁呢？显然： 第一，得依赖“自我”，依赖自己为自己创造的和周围的人为他创造的那种形 象，这是一个刚毅、坚定、强硬的政治家的形象。 第二，我非常依赖我所尊重的人的意见。这样的人虽然不少，但远不是每个人 都有能力影响我。不过，倒常有这样的情况，顺口说出的一个词，或者报刊上一大 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往往会迫使我完全改变思维过程。 第三，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像多数正常人一样，对它们只能束 手无策。它们是童年养成的，要比我顽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