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事件的经过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日（四） 莫斯科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抢购食品。他们迅速地抢购面包、黄油和麦米。许 多人排队购买伏特加酒。普通的百姓、家庭主妇、母亲和祖母们害怕情况突变，开 始疯狂地哄抢他们认为最容易中断供应的一切东西。 靠近市中心的所有主要街道上――特维尔斯克大街、库图佐夫大街和马涅什广 场――都是庞大的装甲车队以及最初几个小时就被吓呆的好奇的人们。他们渐渐地 越来越靠近军车并和在场的士兵们搭话，请他们抽烟、吃饭、喝水，请求并要求他 们回答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被夜间一声警报催起来的士兵们睡眼 惺讼、饥肠辘辘。他们异常兴奋而又紧张，但却毫无敌意。他们自己对所发生的事 情也一无所知。各个部队中没有进行任何解释工作，他们甚至也不大知道要执行什 么战斗任务。指挥官们的指示仅限于“为维护莫斯科的治安”。但这与他们的所见 所闻自相矛盾。莫斯科是因各种军车兵器的出现而受到了极大的震荡。 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都手拿着收音机。第一家独立电台《莫斯科回声》正播放 着新闻记者们有关事件发生情况的有限报导，以及关于最高领导层内事态发展的相 互矛盾的只言片语的传闻和来自白宫的新闻简报……收音机旁现在已经是另一种气 氛。这里聚集的已不仅仅是好奇者，而是震惊而激动的莫斯科市民。熙熙攘攘的人 流循环地涌动着：从城外赶往市中心看坦克，又从那里径直涌向白宫方向，莫斯科 市许多地方的汽车交通均已中断。 中央电报大楼的国际电话和国内长途电话已停止工作。电报大楼已被塔曼师的 一个排占领。 莫斯科的实业界已发表谴责政变的声明。所有的交易所均已停止营业。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中央、莫斯科、其他各市和各州报纸的出版 规定》的第２号令。除了向读者发布官方安抚消息的几家中央出版物外，其他报刊 已全部停刊。这些报纸――《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苏维埃俄罗 斯》――的编辑部内已出现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井要求“了解”明天各报纸 版面的内容。 在白宫对面的桥上，人们挡住了军用装甲车辆的去路。加里宁大街和环城路上 均已设置了用无轨电车筑成的路障。人们躺到坦克底下，将铁棍插进停下来的军车 的履带中。惊恐的作战小组人员除了通过无线电台听到“保持镇静”的命令外，再 也听不到其他任何指示。 还有另一个紧张的中心，那就是紧靠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前面的马涅什广场。沿 着马涅什广场排起了一列由坦克、装甲运输车和手持冲锋枪的士兵组成的长队。他 们正在把人群赶离马涅什广场。从赫尔岑大街开进广场的两辆装甲运输车相撞了。 大剧院附近也发生了装甲运输车相撞的事件。 亚纳耶夫发布的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出笼了。这意味着即将施行宵禁。 所有人都等待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闻记者招待会。 所有这一切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向白宫。我不知道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是什 么时候明白发生在首都的一系列事件的性质的，我想他们不是马上明白了这一点。 但如果他们更早一些意识到这一切的话，叛乱也许会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向前发展。 mpanel(1); 涌进市区的军车和武器不仅没有“安抚”和平息局势，反而激发了全民的愤怒。 到了傍晚，这种愤怒便汇成了人们自发组织的白宫保卫战。现在大家正紧张地 构筑街垒，用手把空的无轨电车推来，开来各种货车，发表演讲，向报纸和电台传 送各种消息…… 看来，俄罗斯人同莫斯科有着一套特殊的沟通手段。虽然人们经常责骂和诅咒 莫斯科，但同时又从内心深爱着它。莫斯科的威胁被人们不约而同地视为民族的威 胁、全俄罗斯的威胁，视为对某种民族神灵的亵读。在具有正常思维和感情的人们 心中，那一天仿佛发生了一场个人的民族解放革命，苏维埃帝国与祖国的形象彻底 地分离了。俄罗斯彻底地摆脱了苏联。这一点尤其涉及到俄罗斯的军官和士兵们， 因为这一天对他们是一场最严峻的道德考验。 人们清楚地知道“戈尔巴乔夫被抛弃了”。而且这一消息，从大体上说引起了 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总书记不成功的改革，他那冗长而令人费解的演讲已经让许 多人生厌。许多人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权，一些社会人士不满民主化所带来的不稳 定和不确定性。 发动叛乱闹剧的克格勃分析家们的如意算盘正是基于上述情形。 在这种尖锐而复杂的形势下，一些次要的细节和心理因素似乎起到了更大的作 用。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不仅没有“内部的”领袖（这一点我上面已经谈到），甚 至连“外部的”、“充当门面”的领袖也没能找到。克留奇科夫本人的形象让人阴 郁地联想起斯大林时代的迫害。亚佐夫元帅不适于一个文职的角色。帕夫洛夫因为 强行兑换卢布和价格改革而在很短的时间内遭到人们深恶痛绝的唾弃。虚伪狡诈的 卢基扬诺夫当然也引不起人们的任何好感，因为他是一个冷酷而老于世故的人物。 也许应当推荐某个类似巴克拉诺夫的新人物来充当“魁首”。但政变者们又害 怕有违宪之嫌。于是他们把副总统亚纳耶夫推到了前台，寄希望于他的顽强与自信， 但政变者们的希望落空了。 尽管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复杂而矛盾，但他那飘忽不定的命运顿时让他赢 得了比整个改革年代更高的总统威望。 苏联总统在人们的眼里变成了一个无辜的 （或许是“无辜而殒”的）牺牲品。 最后，笨拙而毫无秩序地沿莫斯科市区行进的坦克和装甲车，更加点燃了人们 的心头之火。像“聋子的耳朵”一样摆在大街小巷的武器，激起了人们愤怒的抗议。 紧急状态的社会基石一分一秒地迅速瓦解。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又一个失败原因是所谓的集体责任制，确切他说， 是发生事件的整个无责任状态。 如果事先能逼迫戈尔巴乔夫“退位”，正式剥夺其总统全权，或许事发前夕克 里姆林宫的连夜聚会能有某种意义。但由于代表团从克里米亚无功而返（这个结果 本在预料之中），国家高级领导人的聚首（其中许多人是从休养所和疗养院紧急召 回的）就具有了完全另一种潜在的意义。其含义的实质就是典型的“连环保”和见 风使舵。一切行动必须经谨慎的多方协商，结果是承诺者们的领导层内缺乏动力和 “进攻中心”。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重操勃列日涅夫式（而非戈尔巴乔夫式）的苏共中央政治 局的旧模式――有名无实的领袖，强有力的幕后人物，复杂的幕后斗争。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议没有署名，以无个性的面目出现，照理说，这些决议 本应当也像在停滞年代一样，让人们感到一种神圣的战栗并被视为不可抗拒阶旨意。 但在戈尔已乔夫改革的这些年里，人们的心理发生了许多根本的变化。人们已经习 惯于我们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个性人物，包括领导者的个性。好也罢，不好也罢，但 是出现了有个性的领导人物。戈尔已乔夫周围就出现相当多光芒四射的人物。 所做决定的“集体性”和“勃列日涅夫”式的工作风格――一小撮最高领导做 出决定，而他们的勤勉的执行者去执行――帮了克留奇科夫及其同伙的倒忙。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一种缺乏信心的感觉仿佛贯穿整个宏图大业。 此刻，白宫大楼内正进行着紧张的、乍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工作。对于我们 来说，这一天的头等大事就是我已说过的通过了告俄罗斯人民书和俄罗斯总统１号 令。我们将这些文件发往了其他城市，当然只能通过电话和电传。电话通讯――无 论政府电话还是市政电话――一直都时断时续。 那一天，新闻工作者们表现出异常的勇敢。白宫内聚集了很多记者。他们手持 各种录音机、摄影机和照像设备，勇敢地冲进许多难以接近的大门，耐心地等待着 采访，有的甚至毅然投身到“民兵”的行列。 据我所知，酷爱自己事业的新闻工作者们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以这种职业的代 表们所特有的执着和热情辛勤地工作着。他们的存在对我总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尽 管克格勃的特务和各种奸细们可以披着记者的外衣混进白宫。但是由于形形色色的 人们在大楼各层之间往来穿梭，实际上已不可能抑止这一股股强大的人流。人们突 破重重警戒线，源源不断地涌来――有人民代表、各个政党和运动的代表及军人。 许多人前来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组织卫队，提供资金、食品、药品、装备等等。 对这股庞大的人流应当加以疏导和调整。于是我们便做出了以下的分工：布尔 布利斯的办公室为“社会政治”总部，各种知名人士进出其间，记者向这里传送各 种消息和传闻，然后根据这些材料不断整理出对事态发展的新认识。 我指定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康斯但丁・伊万诺维奇・科别茨将军负责协调军人 的工作。他召集了一些军人来研究大楼的平面图，通过自己的各种途径弄清参加这 次军事政治大检阅的部队番号，制定受到攻击时的行动计划。 鲁茨科伊负责白宫的保卫， 从事那些从清早就开始聚集到大楼周围的人们的 “社会工作”，组织我们的战斗力量――总统卫队和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察分队以及 由退役军官、职业保缥和其他战士组成的志愿兵队伍。这一活动的实质在于组织集 会和“人墙”，检查岗哨和制定安全守则，如“……在白宫受到催泪瓦斯和神经麻 痹毒气弹攻击时应用浸湿的毛巾捂在脸上……”等等。 我知道，所有这一切活动多少带着幻想的、至分是外行的性质。 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人们发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处在惊惶失措的 状态了。人民对白宫强有力的支持已使得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策划的闪电式叛乱越来 越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第二个政治举动是致卢基扬诺夫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提出了我们对联 盟议会首脑的要求：公布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及其所在地的真相，立即召开苏联最 高苏维埃会议，对紧急状态做出法律评价，取缔非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 备忘录文本由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送给卢基扬诺夫。在那种紧 张而难以预测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相当冒险的举动，但是，结果却一切正常。 在这天的中午，我们作出了决定，一旦白宫陷落，就成立流亡政府。为此，第 二天早晨安德烈・科济列夫飞抵巴黎，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外交部长可以在未获得全 权的情况下宣布成立流亡政府。我们还派以奥列格・洛博夫为首的小组前往斯维尔 德洛夫斯克，以便在俄罗斯领导人被捕和莫斯科叛乱成功的情况下在俄罗斯领导民 主抵抗运动。 在白宫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我们再一次陈述了自己的基本原则：我们要 得到有关戈尔巴乔夫的真相；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因此政变的所有参加 者是罪犯。 我己感到形势在逐渐变化。 叛乱分子们对国内所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除了官方政 权以外，出现了社会舆论的一些领袖、政党、文化界的独立权威人士、民主报刊， 等等……。要想堵住人们的嘴，只有通过残酷的血腥镇压、大肆的逮捕和死刑，或 是用各种诡计在紧急状态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新闻花招愚弄社会舆论，然而所有这一 切叛乱分子们都没有用。这样，他们全盘皆输了。 但是，此时外省的情形却泅然不同。我们在一份文件里号召公民们举行政治罢 工和采取公民的抵抗运动。到了中午时分才知道，准备宣布罢工的仅有库兹巴斯的 ３个煤矿（那里有得力的工会领袖），可能还有莫斯科的几家企业。大部分居民正 在观望等待。 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俯首听命的传统，密如铁丝网似地渗透全国的各个角落，这 一点构成了叛乱的巨大优势。联盟和各个机构卓有成效地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工 作着――国家的电话、电报不断，传达着各种指示，学校、办公大楼和工厂等地都 在举行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苏维埃“社会各界人士”的会议。当然，并非一 切都如他们所想像的那样顺利，少数地方亦发出了抗议的声音。但从整体上看，旧 的机构又一次表现出身手不凡的本领。根据莫斯科的旨意，全国各个城市相继成立 了由党的领导人、军人和地方负责人组成的特别机构。有些地方出现了区和市级规 模的小型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切都以外省所特有的从容不迫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进行 着。 １８点整，在部长会议大楼内召开了部长内阁会议。处在神经崩溃边缘的帕夫 洛夫主持了这次会议，实际上所有部长都支持实行紧急状态：有的人低头寡语，有 的人热切激忿。这意味着从明天开始整个庞大的苏联工业将在紧急状态下工作。这 才是真正可怕的。再过三天，我们将从另一个国家里醒来。对于这种随时可能实行 宵禁、到处都是行政限制和检查制度以及在权利和自由领域实行“特殊措施”的政 权体制，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大为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苏联外交部的立场和俄罗斯外交部的对立立场，我们 得到了来自各个使馆的消息――到处都宣布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虽然此时几 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首脑都亲自打电话对我们表示完全和无条件的支持，但这种趋向 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在这场国内冲突中，围绕军队立场的问题最多。 一方面，军人显然就是这场叛乱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他们有理由不喜欢甚至 怨恨戈尔巴乔夫。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既然军队决定采取 坚决的行动，并且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既然“叛乱”行动动用了如此庞大 的兵力――那么矛头该指向谁呢？指向一小部分民主活动家？指向白宫附近的人们？ 那么……那为什么所有军车的指挥员在三缄其口之后异口同声他说他们没有接到任 何战斗命令？为什么士兵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为什么部队的换防 中有某种令人莫明其妙的混乱？ 我几次试图同亚佐夫元帅取得联系，想知道军队里的情况。终于，电话接通了。 亚佐夫讲话时语调优郁，嗓音中透着某种压抑。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几乎机 械地答道：同戈尔巴乔夫的联系中断，俄罗斯领导应停止对合法政权的罪恶抵抗， 军队正在履行自己捍卫宪法的义务，等等。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他处在多么严重 的精神压抑状态。那天，他的妻子来到他在国防部的办公室，由于事先对丈夫的计 划一无所知，因此实在是被吓了一跳。不久前她出过一次车祸，现在仍行走困难。 她走进丈夫的办公室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季玛，你与谁电话联系啦？你过去一直 是嘲笑他们的！赶快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说完，她竟在一个强大国家的国 防部长的办公室里哭了起来……亚佐夫回答说，与戈尔巴乔夫联系不上。 晚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本应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想在会上证明自己 行为的合法性。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公文包里装着什么样的讲话，又有怎样的耸人听 闻的消息。尽管已经清楚，他们已经输掉了叛乱的第一天，但在记者招待会上许多 情况会变得对我们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