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事件的经过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日（一） 凌晨４点，以指挥官卡尔布辛为首的“阿尔法”小组特别分队来到阿尔汉戈尔 斯科别墅。还未明白行动的目的，穿着迷彩服的小组成员就沿林间公路铺开。随后 便听到无线电台里狂妄的喊叫：“为了保证与苏联领导人谈判的安全”，根据特定 信号逮捕叶利钦。谁也没明白喊话的意思，但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释。那时（凌 晨５点）关于进攻别墅的命令已被克留奇科夫亲自取消，他决定不操之过急，先停 止叶利钦的法律权力，然后再决定怎样处置他。 这一夜，戈尔巴乔夫也在非常激动地考虑着所发生的变故。 他被软禁在家里，实际上如同监狱一般，不知道随时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这 当然是很痛苦的，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稍晚一点，他决定用摄像机摄下一个表达自己对政变态度的简短声明。摄像机 和短波收音机都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 大概在我前往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正绝望地扭动着收音机 的旋钮，从一个波段转到另一个波段，企图收到些什么，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新闻。 但目前还没有关于政变的新闻。戈尔巴乔夫需要迅速地将叛乱分子们同他说的话与 官方消息进行对比。但会有真正的官方消息吗？也许这本来就是某种挑拨离间行为。 更可怕的是――军队、克格勃、警察的完全联手行动。长期以来，这些力量一 直是苏联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势力。共产党始终是它们的唯一操纵者。现在共产党 已经不能控制局势，它直接参加了叛乱。 我想，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是一些最可怕的时刻。因为这是些消息完全封 锁、后果无法预测的时刻。 就这样，叛乱分子们终于聚集到了克里姆林宫。 几位主要的领导人――克留奇科夫、亚佐夫、舍宁、巴克拉诺夫、帕夫洛夫， 在前一天，即８月１７日就曾在位于首都西南区的克格勃秘密大楼内密谋过。此前， ８月６日，克留奇科夫曾召集克格勃的专家们研究预测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后果问 题。 这已经不是克格勃的分析家们根据上层领导的要求，为迎合上司的口味和需要 而定期进行的某种战略形势的抽象研究，而是一个具体的命令――为未来的政变准 备基本文件和制订方针，并进行全面的论证。 泄露机密的危险性是极大的，更何况安全部的这位首脑还召来了苏联国防部的 一位专家。此人便是帕维尔・格拉乔夫，后来的俄罗斯国防部长，他拒绝支持国家 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政变期间起了关键的作用。 然而，克留奇科夫却冒了这个险。他积极主动地与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巴克拉诺 夫和舍宁（前者负责航天和国防工业，后者主管党的干部和组织工作）进行会谈。 不但如此，克留奇科夫还在政变前夕直接和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处领导人鲍尔金接触， 而此人则是戈尔巴乔夫最密切、最忠实的信徒之一！ 谈论的话题是苏联总统成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极端主义分子手中的人质。克留奇 科夫曾在许多人面前反复论证实行国家紧急状态的必要性。不仅这样，他还劝说、 拉拢人们进入政变组织。在政变前不久，他过于频繁地（对这个主管部门的首脑来 说）与各政权机构的代表们会晤，就证明了这一点。 mpanel(1); 这场政变就是这样厚颜无耻地悄悄地酝酿起来的。政变的参加者们几乎不担心 人们的反映，他们感觉到脚下有着坚实的基础。 那时，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克留奇科夫想完全隔离戈尔巴乔夫的念头已经酝 酿成熟。 因为克留奇科夫认为，在同克格勃的斗争中，戈尔巴乔夫完全孤立无援。党中 央总书记，也就是现任苏联总统（虽然是通过某种奇怪的途径当选的）已处于一种 失重状态。 这个理论的所有细节概括起来大致如下：戈尔巴乔夫已不是改革进程的领袖。 他在新奥加廖沃的谈判中对民主派作出的让步是被迫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策 略性的。正像我已说过的，他已被赶入对立的政治力量斗争的死角，他走这一步是 为了赢得时间。 １９９１年春天和冬天所有震惊莫斯科（也在某种意义上刺激苏联总统去接受 新思想和作出新行动）的大规模集会，大体上都是“反戈尔巴乔夫”的。 从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也不能依靠曾受他支配的议会。最高苏维埃完全操纵 在卢基扬诺夫一人手中。人民代表们对经济改革、新联盟条约及戈尔巴乔夫的整个 改革的抵触是毋庸置疑的。这个议会主要代表着对改革不满的苏联上层精英。 在军队中酝酿成熟了巨大的不满，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防工业的转产、紧缩， 战略思想的改变，在军备领域向西方让步，从德国无条件地准备撤军，被迫参加使 军人们及其家庭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的民族冲突，等等。 终于，戈尔巴乔夫政权的可靠支柱（俯首听命的执行机构）也出现了裂痕。政 府新总理帕夫洛夫在４一６月间非常强硬地表明了自己的独立立场，对许多经济、 政治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对戈尔巴乔夫当局总方针的反对态度。这一切引起强烈 的、完全出乎意料的共鸣。对这个不自量力的帕夫洛夫，戈尔巴乔夫竟感到束手无 策。没有一个能在总统影响下协同一致采取强硬措施的“上层机构”，政治局实际 上被合法地踢出政权。总统委员会在谢瓦尔德纳泽、巴卡京、雅科夫列夫离去后， 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依靠的机构。共产党已分裂成左、中、右三派，而且对自己的 正式领导人非常不满。 戈尔巴乔夫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 克留奇科夫仔细研究了这个主要的“改革倡导人”周围的情况。戈尔巴乔夫在 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摇摆不定，使苏联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付出了高昂的 代价。 根据情报资料，戈尔巴乔夫已经丧失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并在西方主要政治家 眼中逐渐丧失自己的威望。在克格勃提供给克留奇科夫的资料中表明，“布什总统 的亲近幕僚们认为，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耗尽了他作 为苏联这样一个国家领袖的潜力……布什当局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中有人打算找一 个替代戈尔巴乔夫的人选……” 问题在于克格勃的这些消息有多少符合事实，重要的是，克留奇科夫明显地靠 这些资料来制定阴谋策略。这一策略不是对最高权力集团单纯的军事方式的政变， 而实际上是合法的、以行政手段的政变――是替代“众人生厌的”戈尔巴乔夫。 、 ８月１８日晚上，在苏联总理帕夫洛夫的办公室，他们第一次举行了没有戈尔 巴乔夫参加的会议。整个“总统队”很快就达成了撤换自己教练的协议。 原来，这种换教练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足球运动中。 但是，要实施这一阴谋还有心理上的障碍。克留奇科夫曾把事件的参与者似乎 分为３部分：第一部分是和他一起作出基本决策的人――这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代 表巴克拉诺夫和舍宁，还有帕夫洛夫和亚佐夫，尽管亚佐夫一直起着消极作用。第 二部分是经过耐心的劝说和暗示被拉入紧急状态委员会轨道的。第三部分则应当是 那些看到支持实行紧急状态有哪些力量后才会随从的。或是随从，或是转身而去。 但谁也没有转身而去。既勇气不足，也缺少远见之明。 卢基扬诺夫没有转身而去。尽管开始他就声明，作为立法机关的代表，他不能 加入紧急状态委员会，并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后来他却不支声了，和其 余的人一起开始等待那些在和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从克里米亚返回的“一伙同志们”。 他们等了几个小时，尽管克留奇科夫把主要的情况已经通报给他们，但大家都想知 道详情，想见到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人，好从他们脸上看出某些重要的、难以言传 的东西。 亚纳耶夫也没离去。当他终于和大家一起等来了从福罗斯飞回来的同伙们，得 知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断然坚决，并果断地切断了他和“总统班子”的一切联系时， 一当时，看得出亚纳耶夫激动不安起来，且很长时间没能迫使自己在紧急状态委员 会的文件上签字。但最后他还是签了。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毁了自己…… 最后一个毁灭自己的人是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他穿着牛仔裤和夹克衫就 匆忙从白俄罗斯的疗养院飞回来。他也感到害怕，说他本人不应签署这么重要的文 件，他还要和外国的部长们交往，应该留有回旋余地。但他仍然被迫在外交部方面 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 这不是什么反抗，而是典型的随机应变和脚踏两只船。所有这３个人：副总统、 议长和外长――都是首先稍稍推辞，然后就俯首于政变主要组织者的指挥棒下。 为什么我如此详细地叙述这一点？ 因为正是这些在后期加入叛乱分子行列的第三部分人，有机会制止他们。不论 是在卢基扬诺夫请求把他从紧急状态委员会名单中划出时，还是在亚纳耶夫迟迟不 肯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时，甚至在别斯梅尔特内赫进来时―――切还都 可能改变。但一切却按刑事犯罪集团的规律发生了。把每一个新进来的人，“捆住”， 让他无法“逃脱”。那些从克里米亚飞回来的阴谋者们的基本动机是不想成为“替 罪羊”。他们也害怕，要坚持连环保式的集体负责任。他们如愿以偿了。 这既表现出那些不习惯于作出自主决定的领导者们的俯首听命，也表现出苏维 埃式的教育和一致表决的习惯，更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和官场争斗中个性的丧失。同 时这里还有权力欲望的因素，即争夺令人生厌的戈尔巴乔夫下台后的国家权柄。 正是这些人提前许多年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联盟的解体及与此相关的可怕的社 会悲剧都应该“感谢”他们。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