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可爱的小棒子”和小棒子 戈尔巴乔夫已经厌倦改革了。他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可能掉进去的死胡同） 形势的发展已经非常明显――应该由不成功的改革、例行的“解冻”开始，逐步向 冻结政治气候、强制保持局势稳定、严厉监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进程过渡。 戈尔巴乔夫的第一步是实行总统制。他结束了建立自己新地位的进程。 同时，他为了保全自己还要提防共产党人――威胁苏联总统的因素已经变得复 杂多了。 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摆脱掉那些业已变成独立的政治家的人：雅科夫列夫、谢 瓦尔德纳泽、巴卡京。戈尔巴乔夫已经厌倦了和合法的反对派作斗争，已经厌倦了 各共和国的折磨人的诸多问题，已经厌倦了一片混沌的经济形势。戈尔巴乔夫最终 已经厌倦了国际事务中的一种消极政策――没完没了的让步与和平倡议。要继续做 过去很多年间的那个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已经觉得很累了。 包罗万象的改革计划遇到了他在改革实践中的无能。改革就是要重新破坏和建 设。而他把赌注下到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上，结果证明自己是错误的。“可爱的小棒 子”如同俄罗斯歌曲中所唱的那样是不会自己走的。一种体制也不愿平白无故地改 变，它能适应任何情况。 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想搞什么样的改革呢？他是否在本能上能充当一位不 知妥协的铁腕领导人的角色呢？ 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有着一幅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信徒。 从理论上而言，这样看起来很漂亮；但在实践中，前总书记是何等地惧怕痛苦的破 坏和急剧的转折啊！他这个人在我们的苏维埃体制中所养成的根深蒂固、透入骨髓 的思想、作风和习惯，致使他从一开始就对“市场”、“私有制”这样的概念怕得 要命。 这种恐惧心态就像女人长衣的拖地长后襟一样尾随着“党的政府”的一切行动。 甚至在８月叛乱之后，戈尔巴乔夫在接受暂时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决议之时内心 仍极端痛苦！ 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新班子――内务部长普戈、新的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 总理帕夫洛夫、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的形成，一种“强硬方针”粗具轮廓。在 这种“强硬方针”的框子里还谈什么改革呢？ 戈尔巴乔夫有能力去扮演一位“坚强有力的总统”角色吗？请读者原谅我的看 法有些主观片面，不过对此我持怀疑态度。自身的天性致使戈尔巴乔夫富有外交手 腕， 善于妥协折衷， 精于玩弄从容不迫而纷繁复杂的人事把戏，更能掌握奥妙的 “东方”式的统治法术，但戈尔巴乔夫被那些我们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典型代表人 物”包围起来，从而为他自己掘好了陷饼。戈尔巴乔夫赋予他们以巨大的权力，推 动自己的班子急剧地改变方针。同时，自身的政治命运又让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 奇与左派势力对话，与民主派进行政治妥协。 戈尔巴乔夫陷入万丈深渊已是在劫难逃。 mpanel(1); 我还记得我和列夫・苏哈诺夫第一次走进我的前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主席沃罗特尼科夫办公室的情景。 办公室非常大。列夫・叶夫根那维奇惊讶他说：“鲍里斯・尼古拉那维奇，您 瞧，弄到多么漂亮的办公室啊！”我一生中见过许许多多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 的一切都是现代化的，闪光发亮，既富丽堂皇，又柔和舒适，令我顿生满足惬意之 感。我想：“那么，以后怎么样呢？要知道，我们得到的不单是一个办公室，而是 整个俄罗斯啊！”连我自己也非常害怕这一反叛的想法。 然而，这种想法之后存在着某种东西，存在着对危机状况的一种清晰的感觉； 而且，最终我确有所悟。 过去，在这间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在这座崭新的白宫里，坐的是那些实际上 什么也决定不了的俄罗斯最高层的领导人：索洛缅采夫、沃罗特尼科夫、弗拉索夫。 严格他说，一切都决定于权力的其他阶层；更确切他说，即使在那些最重要位置上 的最高领导也不过是做做样子，似乎是他们在操纵着整个俄罗斯的命运。 一些现时策略决议当然也在政治局上通过，其中不乏“进步人士”和“鹰派人 物”。但是，国家没有感受到由他们发号施令和作出决定以解决一切的特殊需要。 人们来到这些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适于这种无所限制的权力需要，犹如零部 件之适于整部机器一样，其相同程度的独立性如此而已。 俄罗斯的主要怪诞现象是，国家体制早已蹒跚而行。严格他说，就是没有任何 人驾驭操纵之。实际上俄罗斯早已没有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领袖人物了。甚至连 改革家戈尔巴乔夫都是世界上最害怕破坏和粉碎这个体制的，他怕这个体制将来会 报复他。依照他的思想，“改革”不应该触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机制。 从１９８９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同这种体制进行了长期的折磨人 的斗争，即在苏联的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合法的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斗争的胜利 ……是为了我有朝一日进入这个办公室吗？……如同运动员们所说的那样，我的欢 乐很快被深深的忧虑所取代。 是的，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情况下，把这种体制转变成了另外一种制度。这种 制度不可能公开地压死我们，但它能够慢慢地、一块一块地吃掉，最后完全吃掉我 们。它能够暗中破坏我们的一切行动而又能摆脱任何监督。它能够在亲亲热热、温 温柔柔的拥抱中让你窒息而死。它对付我们的办法非常之多。然而，我们只有一种 选择――战而胜之。 在沃罗特尼科夫的办公室里，我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是因为意识到一种无稽 之谈：一个主要的反对派分子领导着庞大的苏维埃俄罗斯的国家机关。 顺便说说国家机关。新的领导一上台掌权，整个机关，即最高苏维埃的工作人 员都惊惶失措，麻木呆楞，东躲西藏。在白宫的最初几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谁也没有工作：所有的人都在等着机关人员的全部驱散，立即解雇，谣言一直不断， 说什么叶利钦是一个不可驾驭的任性胡闹的人，他只会在群众集会上挥动双手；他 在莫斯科市委会工作时曾把大家逼到了绝路。 必须从最普通的政治谈话开始做起。我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对他们说： “我不打算解雇任何人，让我们一起工作吧：谁愿意――很好。谁感到复杂或者觉 得乏味无趣一那我们就跟他再见。” 就这样许多人留下了，有的人离去了。 我当最高苏维埃代表的时候，拒绝配给代表汽车、别墅，拒绝接受专门的治疗， 而是到区门诊部挂号治疗。 但是，我突然觉察到，在这里应该做的不是拒绝，而是搞到这一切！因为俄罗 斯领导人当时所需要的不是“特权”，而是正常的工作条件，可是这些条件当时完 全没有。 这一偶然发现令我非常吃惊，我认真地加以思考：人们会理解我吗？这么多年 我都抨击特权，可是突然……后来，我作出判断：人们不会比我还笨。他们早已懂 得应该同不受监督的、无所不包的党的权力作斗争，同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作斗争， 而不是同党的特权作斗争。 ……首先，我需要一处在城外的府邸，能够让秘书、警卫队、助手、研究人员 等许多工作人员在我身边工作和生活，哪怕是只有几间房子也好。起初在利普基的 休养院里分得一处，但是那里吵吵闹闹，人也大多――大都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 办事员。在这里工作是不可能的。经过几个月，我搬到了离莫斯科不远的“杰斯纳” 疗养院。助手们都抱怨这里不方便，太拥挤，联络不畅。最后，找到俄罗斯部长会 议的休养院――“阿尔汉格尔斯科别墅”。起初，我和农业部副部长平分２层楼的 单独小住宅；后来，整个小住宅都分给了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 ８月叛乱。 所有行车报单直到我当上俄罗斯总统之前均由我自己付款报销。８月叛乱以后， 我第一次搬进位于巴尔维赫的官邪。正如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 特殊的保护设施，配有通信专线、驻着警卫队等等。 顺便谈谈警卫队。第一年只募集了一些文职人员，由一个退伍教导员教他们执 勤的道理和事务。 问题在于国内政府的所有警卫队由一个机构――克格勃第九局控制着。 我提醒读者注意，克格勃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８月１９日把戈尔已乔夫的警 卫队置于瘫痪状态，基本保障了所有叛乱者的秘密会面。然而，至今未对他和另外 一些人加以惩处，而他的问题却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他直接渎犯了自己的职责！因 此，我们实在不敢录用正规的警卫员。 就是这位普列汉诺夫将军主持着苏联的所有“特种”，诸如特种车辆、特种通 信和特种设施。当然，他还负责发放警卫勤务需用的武器。 虽然如此，我的那些小伙子还是想出了巧妙的办法，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途径， 搞到了武器。苏联国防部和内务部里的同志都帮了忙。 至８月叛乱之前，最高苏维埃警卫队共有冲锋枪６０支、手枪１００把左右、 装甲防弹背心２副、奥地利式无线电台５座。 这就是一切。 我临时中断自己的笔记，并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哈斯布拉托夫当时也有一支不受任何人管辖的最高苏维埃警卫队。他的人企图 在白宫储藏更多的武器。 难道说历史真会如此重复？ 历史会如何看待我们俄罗斯的民主派呢？共产主义的叛乱分子害怕向俄罗斯民 主派开枪，但民主派自己却不怕向自己的敌人开枪。此中是否有命运的毒辣讽刺和 戏弄呢？ 让每个人自己去独立解决这个谜题吧，而我的答案即是如此。 无论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和在第二种情况下，道义的优势和正义的力量之所以在 俄罗斯民主力量一边，乃是因为民主力量处于被迫自卫的地位。在第一种情况下， 民主力量的自卫得到手无寸铁的人们的援助；在第二种情况下，民主力量得到威力 强大的坦克的援助。 然而，俄罗斯的白宫未给我以安宁和平静。 这一历史谜题留待将来几代人解决吧。 我不止一次地在电视台讲话，发表出人意料的强烈声明，每一次都产生了爆炸 性的效应。这并非意味着我爱做惊人骇世之举，爱在电视机屏幕上闪影现形。完全 相反，照像摄影对我来说犹如任何规定好的不能自由自主的行为一样，是一种繁重 的劳动。我经常累得精疲力竭，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自己。 我的电视讲话总是和一些有转变意义的事件密切相关，如党的代表会议、人民 代表大会等等。更为晚些时候，即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０日和９月２１日，那些著名 的命令签署前夕，我两次发表电视讲话。 但是，有一次我不得不为了能够播放有我参加的节目进行斗争，就是１９９１ 年２月间我公开建议戈尔巴乔夫辞职。 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１９９１年３月的全民公决日益临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发生的事件如同有万 钧之力而雷霆轰呜，整个社会都沸腾了。 大家都非常清楚举行全民公决的目的，其一是为了赋予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 以合法性质，其二是为了取得同俄罗斯的独立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利”。 电视评论员每天都用联盟的解体呀、国内战争呀吓唬人民。我们的立场被说成 是纯粹破坏性、摧毁性的立场。用国内战争吓唬人是很容易。我看许多人已经当真 地在等着战争了。因此，我迫切地感到有必要进行说明解释工作，要解释清楚联盟 的改革不是联盟的解体。 但是，情况突然查明：谁也不打算让我直接上电视讲话。 是当时的电视台台长克拉夫琴科开始玩花招耍手腕的。他时而不接电话，时而 提出一些什么条件，时而改变录制日期。天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忙得不可开交。 我当然开始紧张起来，几乎在每天的各种出版物上和个人的谈话中，都有民主人士 劝我与戈尔巴乔夫达成妥协，勿将国家置于紧张状态之中。可以说，就在此时我真 正明白了建议我接受的妥协，原来是口中塞满东西而无法喊叫式的妥协。 这件事的整个经过成了报纸的财产，报刊上掀起一阵大哗，克拉夫琴科做出一 副样子，似乎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一切只是平常的工作而已。 事情发展的结果正好与国家利益的维护者所希望的相反，人们已经十分关注我 的电视讲话。 问题在于一点：应该将自己的立场最大限度地解释得清清楚楚、简简单单，让 任何人都能懂得明白，不用要求原谅，不必作出防卫性的姿态。这就是在当时形势 下最重要的一点。 于是，我有一个成熟的想法：你们不是害怕叶利钦吗，好吧，那就让你们有一 个你们害怕的叶利钦！我决定再一次打破社会上的陈规陋矩行事。 我对电视观众说：“事情已经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保留‘改革’这个词的同 时，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改革，他要保存现有体制，保存强硬的中央集权，不给予 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以独立自主……我完全不同意总统的立场和政策，我要 求他立即辞职……” 往前看，可以说同我的其他几次激烈声明一样，我采取的这一步骤后果良好。 归根结底，我的讲话不莫使全国的形势更为复杂，而是有所缓解。 不过，我的讲话却极其严重地羞辱了戈尔巴乔夫。 当时我为什么发表措辞如此激烈的讲话呢？既然戈尔巴乔夫继续认为自己是改 革的领袖，继续充当知识分子的偶像，他在世界上的威信比那些年代的任何一位政 治家都高得多，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求他辞职呢？ 请看世界上一些报纸在我的电视讲话之后写的评论：“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未必 能开拓通向民主的道路”（《柏林报》）。“叶利钦决定公开出击所反映的与其说 是他的强大，毋宁说是他的软弱”（《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些外国的外交 家都认为，如果不是以进步的观点，而是从防止混乱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么无 论如何，戈尔巴乔夫仍然是最合适的候选人。而叶利钦依然是个不太知名的大人物， 并且他可能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泰晤士报》）。 我的好朋友、哈萨克斯但的领导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也说：“在这样的 转折关头，正当我们经历一场经济危机之际，叶利钦实际上又组织了一场危机―― 这是一场政治危机。” 之所以要猛烈地攻击戈尔巴乔夫，我已经说过我有各方面的理由，其中包含纯 粹道义上的理由――我无法忍耐戈尔巴乔夫在维尔纽斯悲剧事件期间所玩弄的两面 派手腕； 我更不能原谅他如此轻易地埋葬了那些年的我国经济的唯一的希望―― “５００天计划”。 然而，还有更为深刻的理由，而且就在当时我已经开始明确地意识到了。 在那个时候稍前，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已经明显形成。这股政治势力先于叶利钦 和戈尔巴乔夫派已经打倒了左派势力和最高当局。对于这股势力而言，我们大家和 “美国特务”雅科夫列夫及“德国首脑”戈尔巴乔夫一起统统成了“帝国主义奸细”！ 实质上，这是经由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失望的俄罗斯人之手，经由新的波洛兹科夫共 产党之手，经由非正式的“新共产党人”之手，经由反动的工会之手，经由黑衫党 人及其他各种势力之手而将要成立的民族救国阵线的萌芽。 与大多数民主派不同，我领悟到独裁的威胁不但来自“戈氏”周围的人们，而 且来自戈尔巴乔夫本人。而这一点确实令人可怕。终有那么一刻他需要脱险自救， 从备用出口逃出，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 要知道，目前在机智多谋的卢基扬诺夫所领导的最高苏维埃、政府、苏共中央、 各种要害机构内的保守分子都明确地表达出了一种激进的思想――“民族救国”的 思想。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利用经济危机，利用高加索的民族冲突，逐步制成了 紧急状态的模型，实质上是成了后来国家政变的示意图。 在这种情况下，在右派和左派之间随机应变已经是不可能了。 戈尔巴乔夫面临一种可怕的、亟待作出的选择。 然而，单一的选择剥夺了他的基本武器――玩政治游戏、耍政治手腕、搞政治 平衡的武器。失去了永久许诺、与各种势力结盟、采取一些出人意料的步骤的这个 自由天地，戈尔巴乔夫也就不成其为戈尔巴乔夫。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挤到墙角 里的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联盟条约的思想。 因此，他能够赢得时间。 在我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更加激化的这个时期，正值矿工们要求苏联总统辞职 的政治罢工开始之际，我到斯特拉斯堡参加欧洲议会的会议。既然俄罗斯改革和俄 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命运依然是个大问题，我决意预先取得欧洲民主议会主义者的支 持。 行前未做一定的准备工作。当时的预想是：他们是民主派，我们也是民主派。 在斯特拉斯堡迎接的是一场“冷水浴”，我甚至说是一次冰水浴。譬如，西方报纸 在评价这次访问时写道： 《世界报》：“进入斯特拉斯堡――欧洲的这扇大门之后，叶利钦应该发现， 这里只承认一个俄罗斯人即戈尔巴乔夫。星期一对于叶利钦而言特别不愉快，那天 欧洲议会的社会主义者让他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叶利钦万没有想到，在这里他 被称作‘蛊惑家’和‘不负责任的人’；他还没有料到，欧洲议会的社会主义派代 表然皮埃尔・科特指责他是‘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而同戈尔巴乔夫打交道，正 如这位代表人物所说的‘我们感到较为放心’。” 《柏林报》：“欧洲议会代表采取了鲜明的立场。他们以绝非巧妙的外交表达 方式让米・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竞争对手‘明白’，他同戈尔巴乔夫一对一地单打 独斗不会得到理解。他争取建立斯特拉斯堡与俄罗斯议会之间直接关系的愿望遭到 拒绝。一个分崩离析的苏联只能彻底破坏稳定的局势。” 《纽约每日新闻报》：“应该记住下面的情况：鉴于缺乏实行民主制度的经验， 倘若戈尔巴乔夫和现政府的阵地（不管它们是多么软弱）受到严重破坏，那么苏联 可能会急剧地陷入杀戮流血、饥寒交迫的无政府状态。只有在保持政治改革和经济 状况有一定程度好转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防止苏联解体的迫切愿望才能实现。美 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应该尽自己所能帮助戈尔巴乔夫实现这些目标。”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然而，归国后心绪略微平静下来，我就悟 出这次斯特拉斯堡之行依然有其意义。俄罗斯迈出了新的步伐。在任何情况下，访 问欧洲议会都是上了有益的一课；重要的不仅是你赶赴谈判之时感觉自己为何许人， 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你的伙伴将你视为何许人。 俄罗斯对于他们只不过是曾许诺要变成什么而已。我们从自身方面觉得我们的 一切都很正常；但从他们欧洲方面来看，很多事情都觉得不可理喻，而且完全不像 当初我们所许诺并劝其深信不疑的那样。 吾意已决：诺言必须履行。 １９９１年春，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临近。这次例行全会对戈尔巴乔夫而言没有 任何好的预兆。同民主派一翼进行的残酷斗争不但不会缓冲，恰恰相反，加剧了党 的正统派另一翼的攻击。戈尔巴乔夫的敌人感觉到他的阵地受到削弱，准备发起强 大的进攻，其目标就是撤销戈尔巴乔夫的总书记职务，从而使他彻底丧失在大部分 代表是共产党人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在极短期限结束他的方针。 考虑到这一危险，戈尔巴乔夫下了一着儿出人意料的棋：他把各加盟共和国的 领导人召集到新奥加廖沃，还请我参与这次会晤。 我从斯特拉斯堡刚刚回来，参加新奥加廖沃会议是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戈尔巴 乔夫在这次集会上的讲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苏联总统通告大家，他同意签订 一项联盟条约，该条约大大削弱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生活的影响。他坚决主张通过 新的宪法，之后解散现存立法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直接选举 新总统。我在事先准备好的各共和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上签了字。 《华盛顿邮报》写道：“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今天已经改变其政治 方针，同那些不容商量的加盟共和国实行妥协，并取得了其主要竞争对手鲍里斯・ 叶利钦的支持。在与代表们的秘密会见中，叶利钦说戈尔巴乔夫在分散政治和经济 权力的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叶利钦指出，因此，现在各共和国‘能够成为 主权国家，。叶利钦提醒与会者，去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在‘５００天计划，草案 问题上欺骗了俄罗斯。‘这一次，戈尔巴乔夫发誓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叶利钦指 出戈尔巴乔夫‘破天荒第一次说了人话’后，称‘这才是最重要的’。” 利用在新奥加廖沃达成的协议，戈尔巴乔夫就有了充分的准备来参加苏共中央 全会。当会议上各种各样的批评犹如雨点冰雹似地劈头盖脸砸向他的时候，他强烈 地提出了对他的信任问题。如果知道戈尔巴乔夫得到了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 各共和国的与会者就可能不支持关于戈尔巴乔夫辞职的决议。他夺取了主动权。全 会除了支持戈尔已乔夫的路线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他在闭幕词中说，他与那些 借助于非常手段企图阻止民主化进程和限制各加盟共和国主权之辈不是志同道合的 同志。 在新奥加廖沃我签署了暂停政治罢工的协议。会后，我飞到库兹巴斯，建议矿 工们停止罢工。 矿丁们复工下井。 虽然如此，但是当时我与戈尔已乔夫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常的。戈尔巴 乔夫一方面在新奥加廖沃会议上作出迎合俄罗斯的举动，另一方面依旧全力以赴企 图阻止选举我为俄罗斯总统。 这一问题使他非常焦急不安。前苏共中央书记奥列格・舍宁向俄罗斯检察院的 侦查员叙述道：“戈尔巴乔夫非常关注在群众集会及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叶利钦 的讲话和发生的各种事件。他监视叶利钦的一举一动，他不止一次地当着我的面下 达任务，寻找叶利钦健康状况的证明。这个问题政治局在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８年 都详细讨论过。”看来，他们想把我在（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 话解释为病态心理造成的后果。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的机密报告中建议用提出１０一１２名俄罗斯总统候选 人的办法“分散敌人宣传机器的威力”，“而这些候选人谁也不应该、也不可能指 望取得胜利”，藉此从叶利钦手中夺取选票，向叶利钦的阵地组织实施威力强大、 协同一致的进攻…… 共产党人积极地准备投入激烈的竟选斗争，这一切都是经总书记认可和在其领 导下进行的。